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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关于刑的记载，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春秋时期，子产提出“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并铸刑书于鼎，开创了公布成文法之先河。战国时期，商鞅认为公布成文法，能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韩非也主张将法律“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古人认为，要维护法律权威、信赏必罚，同时德法并重、礼法合一，才能实现“大治”。
以法治国 天下至道
《管子》认为法是“天下之至道”“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己”。法律能够“兴功惧暴”“定分止争”，统治者只需通过法律就可治理好国家。治国不能寄望于道德教化或百姓自觉，必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实现。商鞅主张以法代礼，“任法而治”，认为法令是“民之命也，为治之本”。韩非提出“以法为本”“唯法为治”，贤君治国不能依靠个人智慧，因为“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要“一法而不求智”，因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他主张严刑重罚，“陈其所畏以禁其衰，设其所恶以防其奸”，国家能否强大取决于是否依法行事：“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律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体现，不能徇私枉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立法者也不例外。《管子》说“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韩非主张立法废私，“法令行而私道废”，要确立法律至上地位，“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通过比较中西政治，梁启超指出人治为私，法治为公，应立法以治天下，因为“一人之时代甚短，而法则甚长；一人之范围甚狭，而法则甚广；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则其政息焉”。
信赏必罚 不别亲疏
执法和司法是施行法治的关键环节，张居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家特别强调法治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商鞅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点，提出了“刑无等级”思想。任何人即便是有功之人，犯法同样要受处罚，“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有功不能抵罪，“事皆决于法”。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对于打破贵族特权、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商鞅说：“民信其赏，则事成功；下信其罚，则奸无端。”韩非也说：“言无二贵，法不两适。”让法令在民众中树立绝对权威，他们才会信仰法令；通过严罚重赏，才能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罪与刑相称，功与罚相当，法律的权威在于没有例外，“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法大于情，不能因为个人好恶而有所避趋，因为“因喜用赏，赏不必当；因怒用罚，罚不必当”。如果不慎喜怒，赏罚随意，就会影响人心向背，危害社会秩序，甚至导致“亡国相继，杀君不绝”。
隆礼重法 礼表法里
儒家早已提出治理国家必须把善政与法令结合起来。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认为刑罚与德教结合才能有效。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主张礼法结合并施，“隆礼重法”，因为礼是“法之大分也，类之纲纪”。礼本身有约束性，是一切法规条例的总纲，对治国理政作用甚大，“如权衡之于轻重，如绳墨之于曲直”。同时，他认为法是“治之端”“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既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汉唐时期，儒家思想虽被官方确立为正统，但施政实为“外儒内法”。继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治世主张后，王充也主张要“德法并重”。唐太宗主张“礼法合一，依礼制法”，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使唐律“一准乎礼”，成为法律伦理化的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礼法合治促进了唐朝盛世的出现，也为以后历朝沿用，朱元璋就提出：“为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礼法合治”实质上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量来推行礼的规范，以礼的精神力量来加强法的统治作用，可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
当然，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不免有“君本法次”“权大于法”“以法治民”“法治人治化”等消极观念的影响，有时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治法”。在现代观念中，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形式和手段，更是一种社会价值和理想目标。对于法律传统中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我们应批判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换，做到“与时变，与俗变”。这既是传承我国法律思想文化、完善现代法治思想体系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