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第三个30年。”北京青少年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张银俊向记者解释,“第一个30年是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这期间发展为一个政治大国;第二个30年是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个30年是2008年到以后,中国的社会组织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今年出台的慈善法就是一个标志,它对于现在的中国,就像1993年的公司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一样。”
用张银俊的话说,自己“很有预见性”地在2006年发起了“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简称青爱工程),通过青爱小屋的援建,推动学校艾滋病防治教育、性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公益慈善理念培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缘起
2006年,张银俊在卫生部某杂志社工作期间,接触到艾滋病患者群体的生存状况。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目睹了一些女学生排队堕胎的可怕场景。“作为一个母亲,那一刻,我感到痛心不已。”因为工作关系,张银俊认识了从事性健康研究的青年专家李扁。
由于对青少年艾滋病和性教育问题有共识,李扁便游说张银俊辞去公职,做一番有意义的事业。“他当时跟我说,你赚再多钱也没意思,人这一生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张银俊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于是,张银俊放弃了稳定且待遇很高的工作,跟志同道合的李扁开始探路。
“当时的思路是想从青少年性教育这个源头抓起,做好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而要开展好青少年性教育,就需要成立社会公益组织,用公益平台去推动。”有了思路,两个30岁出头、干劲十足的年轻人,没有去想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未来的结果,便开始闷头去做,共同发起成立青爱工程。
“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青爱工程启动需要200万元资金,全是我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张银俊说。2006年12月23日,青爱工程终于在万难之中启程远航。
发展
一晃10年。青爱工程这些年摸索出来的做法是,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即向公立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援建“青爱小屋”。以此为依托,在学校里建立起固定的教学场所、固定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课程等,由此逐步推广开展“两个教育”——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和性健康教育。
然而在当时,中国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和谈及艾滋病,对性教育也没有概念,更不用说捐钱建设“青爱小屋”了。那些年,为了取得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张银俊通过政策倡导,调动各种资源、想尽各种方法。“我们曾经给全国600多所学校打电话,商谈合作建设‘青爱小屋’,结果一律是吃闭门羹,有人还说给我钱我都不做。”张银俊回忆道。不过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扮演着“说客”的角色。终于,在2007年11月,诚心感动了学校,第一家“青爱小屋”在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落户。
截至今年6月15日,“青爱小屋”已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48个地区的681所学校“开花结果”,并建立起11家省市级青爱基地和9家工作站。各地青爱小屋所开展的防艾、性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教学活动,累计影响逾千万人次的学生、家长,培训性健康教育师资数千人次,救助受艾滋病影响的特困儿童、青少年近2.2万人。
未来
对于青爱工程未来的发展,张银俊有清晰的规划。“一方面要更突出重点。”去年,李克强总理就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批示强调,要“重点支持疫情严重地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防治工作”。张银俊表示,“青爱工程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弥补政府工作的不便与不足,更多地在疫情严重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设点布局,把关怀的触角延伸到需要帮助的家庭、孩子身上,使防艾教育与帮扶工作的效果更好。”
“另一方面是更广泛动员。”青爱工程的目标是“万间小屋,万方福田”,其发展重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用人间大爱去实现“零艾滋”的人类目标。“要更多地争取各部门、各地方及社会组织、慈善人士的支持,更大范围地传播青爱理念,使防治教育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事业。”
“此外还需要更多创新。”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媒体融合的时代,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我们既要打破‘谈性色变’的传统认识,又要思考青少年接受资讯渠道日新月异的新态势。”面对纷繁复杂的未来世界,张银俊相信,在过去10年中坚持下来的青爱工程,值得继续坚持,并将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