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而是类型上的差别。要把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这样才不至于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整体关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
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唐宋以后也说“理”。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要求道、悟道、证道、传道,用“道”来贯通一切。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人体是“体”,集体不也是“体”吗?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除佛教外,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周易》《老子》《庄子》,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蕴含有天地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传统上,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在某方面成就有多大,他要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引经据典,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但他认为都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中国也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用古人的话说,这叫“述而不作”。事实上,后人有很多新的创造,把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
总之,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政经法、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其实儒家既是宗教,又不全是宗教。贺麟先生就说过,“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不仅是中国文化,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分得那么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他们都是通才。
动态平衡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呢?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比如,中医就认为,一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也就是偏离了中道。一个人的身体,由于内伤和外感,阴阳也就不断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
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近100年来,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而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自然科学开始引进人文方法来研究,也关心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自然合理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不顺其自然,人身会得病,社会会得病,大自然也会得病。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自然合理就要顺应事物的本性,就要尊重事物的个性。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普遍适用,而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不是用一个统一量化的标准去规定。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普遍适用了,比如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只适用于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形。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发现,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楼宇烈先生上课录音,由卞景、萧师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