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1时10分,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原名:杨季康)先生,以105岁高龄在京逝世。
下午6时许,笔者赶到杨绛先生的人生最后一站——北京协和医院,相关科室已经恢复平静,但依然有人相继来到医院门口,默哀缅怀。
在杨绛长期居住的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一位老太太表示,此前杨绛的楼下经常会放着读者送来的书籍和鲜花。
■ 淡泊名利 家风朴实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是家中第四个女儿。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出身名门,学养深厚,早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便被称为班里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几十年来,杨绛笔耕不辍,著作与译作频繁问世,在文学史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
杨绛先生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被多次搬上舞台。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作的散文和小说,如《干校六记》《洗澡》《隐身衣》等,以及2003年出版的散文随笔《我们仨》,2007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等。
“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一定会提到杨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干校六记》中对自身经历的记录,是我们了解那段历史、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参考书。”而《干校六记》不仅在内地畅销,还被译为英语等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
除了自己的作品传播到国外,杨绛的《堂吉诃德》中译本更是公认的翻译佳作。杨绛通晓英语和法语,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在以原著为底本的基础上,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将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对母语的认知理解恰到好处地渗透进译文中。
2001年,杨绛把丈夫钱钟书和自己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设立“好读书”基金。
“这些年我们都是直接将稿酬汇入基金,已经2000万了。而杨先生的居所却依然老旧,但先生拒绝清华大学为她重新装修。有一次,同事看到杨先生穿了一双很别致的鞋,问起缘故,先生说是已逝世多年的爱女钱瑗的……”回忆起与杨绛有关的细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感慨不已。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家风的基础。钱钟书和杨绛有一致的人生追求,情感与婚姻亦是难得的水乳交融,两人仿佛上天注定的好姻缘,是世人羡慕的好夫妻。杨绛一家让人仰止,却又温情平凡。钱钟书、杨绛、钱瑗,三人性格不同,但读书和写作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追求。
家庭给予一个人的底蕴是最深层的。杨家有开明的家长、朴实的家风,留给子女的是良好的教育,而不是丰硕的遗产。杨绛有开明的父亲,而钱杨夫妇这样“一对特殊的人物”培养出来的女儿,“连翻书的样子都像爸爸,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对妻子充满深情的评价,是对杨绛先生一生最好的注脚。
■ 与本报结下不解之缘
杨绛和本报也有颇深的缘分。多年来,本报刊登过的多篇报道中涉及杨绛,其中包括《在杨绛先生家做客》等独家专访稿件。
2002年12月23日,《手稿是一种精神财富——记〈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一文在本报文艺副刊版刊出。据本报编辑杨鸥回忆,这篇文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书的责任编辑郭红为本报独家采写。在报道刊出前,杨绛专门给杨鸥寄来一封信,其中包括一页钱钟书的英文手稿。“当年的信封我还专门留存着,作为一份珍贵的回忆。”杨鸥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副秘书长柳秀文曾在2010年4月23日为本报撰写了《在杨绛先生家做客》一文。柳秀文告诉本报,在杨绛先生家做客是在1998年,当时她陪同中国文联领导到钱钟书先生家向钱先生颁发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证书和一枚纯金纪念牌。“那天,钱钟书正在住院,我们叩响了钱先生的家门,开门的正是杨绛。她身材小巧、衣着朴素,浑身透出一种干练,人显得清清爽爽。落座后,我恰好坐在杨绛对面,发现岁月虽然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白皙的皮肤和弯弯的眉毛仍透着当年的眉清目秀。”柳秀文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杨绛先生家里特别简朴,四白落地、水泥地面,沙发是旧的,写字台是旧的,没有一件新潮的家具,没有任何贵重的摆设。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这对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人已经不需要用富丽堂皇的形式来装饰自己,知识是他们最好的财产和身份。我对此感慨不已,所以后来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来记录这次难得的会面,并把文章送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独家刊发。”
25日,当听说杨绛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柳秀文觉得十分难过:“在我后来与杨绛先生的几次交集中,她总是特别谦逊平和,对荣誉看得很超脱。因此,我觉得杨绛先生是一个内心十分纯粹干净的人,像她这样的前辈风范,对年轻人、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净化的力量,她的去世对文学事业是一个损失。今天的人们,应该多向像杨绛先生这样的老一代文艺家学习。”
“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在《我们仨》一书中,杨绛用细腻的文字尽写一家三口平凡恬静的生活和对丈夫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而今,先生已逝,人间再无“我们仨”,但人们怀念他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