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人类从来是不甘于寂寞的，交流、交往的欲望促使道路开通、文明交流，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文明之间的吸引。

　　古代世界形成了四大文明：尼罗河中下游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中游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亚洲东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文明。这些古文明独立发展，中间隔着高山、大川、沙漠、大海。当大海还是无法逾越的屏障的时候，一些勇敢的探险者就通过驼、马等多种交通工具，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探险了。迈过黄河，到河西走廊，在其尽头再一路西行，可分为几条路线，到达中亚地区，而后穿过中亚，最终到达欧洲。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某一个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应该是许多人或许多个商队接力完成的，所以丝绸之路一开始应该是一个接力式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

　　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关于西王母的传说，知道西方有灿烂的文化。在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经河西走廊，到阿尔泰山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赠送丝绸的故事。传说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真实，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可以反映那个时期丝绸之路以及文明之间互相吸引的大体状况。古代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进步的推动器，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

　　❶ 物质资源互通有无的交换之路

　　互通有无是人类交往的最初动机，物产的交换是促使丝绸之路由断续的道路到逐渐畅通的基本动力。

　　丝绸是最富特色的东方产品，是促使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物产。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已有蚕桑业，随着技术不断改进，丝绸制品已经非常精美，为周边族群和部落所仰慕。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经今天的新疆而到中亚，再到欧洲，所以当时的欧洲人以“赛尔”（Ser）也就是汉语“丝”（si）的发音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应该强调的是，当时丝绸之所以能够远销欧洲，是因为这种产品不是很重，经长途贩运而不会败坏，重要的是，当时的欧洲还不能生产，对这种高贵产品的需求尤为旺盛，而且丝绸在一定时期内还可以作为货币使用，这也正是很多商旅经过漫长的大漠戈壁之旅后，贩运到欧洲还能获得很高利润的原因。

　　当汉朝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张骞“凿空”西域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绸”词汇的频率增加了，大约1世纪末，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记录了一条由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赛里斯国的一条商路。生活于2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记载入其《地理志》中，后来西方人一直在试图寻找“丝绸之国”，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就是丝绸之国。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寻找丝绸之国，他曾这样记载到：“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19世纪，英国地理学家亨利·玉尔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而有名，1866年，他出版了《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之欲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才在其《中国》一书中，多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由此，“丝绸之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慢慢传播开来。

　　丝绸交换的背后是整个世界物产资源的大汇聚、大融通。除了丝绸之外，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还有瓷器、茶叶、漆器等；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香料等。尤其是明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玉米和番薯两大高产作物，对康乾盛世时期的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指出，物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没有物质，人类将不能生存。物质资源的交换，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石与原动力。正是东西文明的差异、物产的互补，成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

　　❷ 先进技术的传播推广之路

　　技术改变生活，也改变人类的生存与交往方式。千百年来，因为战争、灾荒、政治动荡等原因，丝绸之路上有大量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术，推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以此为发动机，推进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而传播于世界的。其中传播最早的是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制作出的纸张价格低廉、工艺简单、便于携带、易于推广。此后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之后又推广至全世界，至迟在公元3世纪末时，造纸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地。唐朝时，传到了中亚、东南亚等地，再经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指南针用于航海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进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唐宋时期中国的导航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人们最初主要依靠北极星来导航。但这种导航方法在阴雨天气无法发挥作用，于是指南针就被应用于航海。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指南针的四种安置方法，曾公亮的《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一种指南鱼的制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在这个技术发明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开来，造福于丝绸之路上的人们，而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指南针应用技术的一次次改进。正是有了指南针，大洋才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在重要性上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人类迎来了海洋时代。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可以大量印制佛经等，引起了来华的使臣、宗教人士以及商人的注意，雕版印刷随之西传。13世纪，由于蒙古人的西征，推动雕版印刷等技术传到欧洲。15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已经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除雕版印刷外，活字印刷术也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至元代，已传到中亚，15世纪中叶，德国梅因兹地区的谷登堡仿照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发明了金属活字，因为西文字母较少，前期投入少，所以很快就被商业化推广了。

　　火药是中国人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发现的，至迟到北宋时，已成为军队里的重要装备。13世纪，已传入阿拉伯地区，他们称之为“契丹火药”和“契丹火箭”，此后，火药传入欧洲。恩格斯曾指出：“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当然，火药的传播不仅具有军事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重要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高度评价中国的四大发明：“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近代以前，中国的科技文明一直在世界发展中占有独特地位，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先进技术，绝不止有四大发明。如秦汉时期，中原的铸铁、打井、耕作等先进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通过丝绸之路传至中亚地区。文明的交往与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动力。

　　❸ 东西艺术的交汇之路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人类对美的代表性表达。

　　西周时期，中国出现带有印欧人特点的蚌雕人像等，表明这一时期通过欧亚草原东西方已有艺术交流。在新疆的米兰遗址，发现有16幅有翼天使的画像，这些画像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画像人物的脸庞，都有典型西方特征，这说明5世纪时楼兰、米兰、尼雅等地区已成为东西方艺术的重要交流孔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群的交流、交往，一批批西域乐师来到中原，如陪嫁而来的苏祗婆等人。龟兹人苏祗婆来到中原后，开创了音乐史上的“五旦七调”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是在吸收印度等音乐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龟兹等地的音乐，发展而成的具有龟兹特色的音乐理论。后经隋朝音乐家郑译在琵琶上反复进行旋宫转调实验，终于把“五旦七调”演变为八十四调，后被称为苏祗婆琵琶八十四调。至隋代，长安至少有三部龟兹乐流传，分别是“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和“土龟兹”，龟兹乐也成为宫廷九部乐中的重要一部，其乐律至唐代演变为燕乐二十八调，对雅乐、俗乐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❹ 不同民族思想碰撞、宗教共生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思想和宗教的传播和交流，多种宗教在丝路上和合共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自诞生那天起，就向周边传播。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成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加快了向周边各国的传播。公元1世纪初，朝鲜很多人就会背诵《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此后朝鲜的各个朝代，都重视儒学教育，推动儒学发展。5世纪前，儒学便已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前来求学，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本社会各个阶层。东汉末年，就有越南人来到洛阳研究儒学，随着儒学教育的加深，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也仿照中国建立起来。由此，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儒学文化圈。

　　佛教传入中国，并适应中国，逐渐本土化，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的最大文化交流成果。一般认为，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佛教传入汉地之始。5世纪初，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带领众多弟子译经，共译大小乘经、律、论300余卷。其所译佛典，重要的有《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鸠摩罗什关于佛典的翻译，在中国整个翻译史上是一座里程碑。他翻译的经典此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日本、朝鲜等国流行的弥勒信仰，就和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有莫大关系。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讲经说法，尤其是通过翻译佛经，使佛教理论正确地传播到了中国及周边各国。在他19年的翻译事业中，共翻译出75部、1335卷佛经，使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转移到了中国。佛教经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后，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局面，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础。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随着华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播迁，道教也传入世界各地。如妈祖的信仰，在明清时期，就已成为世界华人的共同信仰之一。现在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奉者近2亿人。这些妈祖庙位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和日本等，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人信仰。

　　7世纪初，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自称为景教，意为“光明正大之教”。635年，第一位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到达长安，唐朝政府准许景教徒在长安兴建义宁坊景教寺，此后，景教呈现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但景教随着唐朝的衰落而湮灭无闻。元代景教再次东传，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元代天主教也第一次传入中国。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传教士也踏海而来，明清时期，大量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对科技、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651年，大食（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国首次遣使至唐朝，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外交上的首次接触，随着穆斯林大量来到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元朝时，号称“回回遍天下”，各地建有清真寺，著名的有杭州真教寺、昆明礼拜寺等。来华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建筑等科学文化知识，阿拉伯数字也传入中国并得到推广。

　　宗教是思想和文明的重要载体，多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汇聚、传播、共生，改变人们信仰观念，促进文明交流。

　　总之，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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