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如何助力解决真问题

　　直播现场，一边坐的是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嘉宾和专家，另一边是各区县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大屏幕的视频拍摄、现场连线、交互问答，大家围绕当前温州重大工程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影响工期进展、影响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问题，并请在场的相关负责人给出解决方案。这是4月14日温州电视台推出的2016年第一场“电视问政”里的场景。

　　自2002年郑州电视台推出《周末面对面》以来，中国的“电视问政”走过了十多年历史。10余年间，一些城市都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但多数地方的问政节目只是“昙花一现”，许多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开办，全国几乎只有湖北武汉的“电视问政”类栏目从2006年开始探索起步能够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近期以来，“电视问政”栏目经过辉煌与沉寂的轮回之后又再度成为荧幕上的热点，同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何“电视问政”能再次引发高度关注？与此前的问政节目相比，现在的“电视问政”又有哪些特点？做了哪些完善和改进？推出“电视问政”节目的意义究竟为何？

　　问政现场充满火药味儿

　　4月8日晚，陕西省西安市首档“电视问政”节目“问政时刻——工作作风转变进行时”首次开播。现场播出的暗访镜头里，西安市房管局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有的玩手机、炒股，有的抽烟、聊天。刚到下午5时，一些工作人员就开始收拾东西下班，丢下办事的群众置之不理……

　　“局长，您的兵这么懒散，怪不得办事慢。请问您回去会处理视频中的有关人员吗？怎么处理？不要告诉我们那些人都是临时工。”现场视频本已让西安市房管局局长汗颜，网友的这一发问更让他面红耳赤。整场问政活动下来，他先后4次向群众道歉，并郑重承诺要对存在的问题限时整改，10个工作日之内予以回复。

　　暗访视频揭露情况、现场市民及网友犀利提问、面对领导干部的应付式回话主持人直接打断并继续追问、场内场外直接评分判断在场领导干部回答是否满意……在“电视问政”现场，这些环节的设置促使真问题得以暴露、迫使在场领导干部回应如何解决问题。

　　除了陕西西安，山东济南、广西南宁、海南海口、宁夏银川、浙江温州、河南洛阳……近两年来，全国共计有数十个城市开通“电视问政”栏目，节目现场往往充满了火药味儿，揭露的现象和提及的问题常让在场领导干部脸红、出汗甚至面露尴尬。

　　有火药味儿的内容不止于此。除了有声的质问，有时无声的讽刺在现场同样产生强烈的效果。在“2014温州电视问政”第二场活动现场，面对自己家楼道油烟厚重却多方投诉无果的情况，市民监督员陈女士走向前给瓯海区区长彭立华送上一个皮球，暗含着“各单位推卸责任，踢皮球”之意。“作为区长，要即知即改，我不会把这个球再踢回去。我在这里表个态，15天内我负责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彭立华当即向陈女士表示歉意，并表示属地政府及各个部门要承担责任、兑现承诺、联合执法，不能忽悠百姓。

　　除此之外，蜗牛公仔（暗含工程进度缓慢，影响市民日常出行）、苍蝇拍（讽刺基层领导干部腐败严重，需要“拍苍蝇”）等也都曾在节目现场被市民代表送给领导干部，表达了大家的诉求。

　　当然，现场有时发生的一些有争议的做法也可能带来气氛紧张同时又让领导干部尴尬的场面。比如2014年4月23日，在播放暗访的陕西省商南县疾控中心存在私设小金库问题的视频后，该县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当场宣布，县委决定免去华中央县卫生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县疾控中心主任职务，免去赵高鼎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职务。虽然有群众拍手称快，但也有人质疑这种做法违反了组织人事方面应有的程序和规定。

　　检验承诺注重反馈机制

　　火药味儿十足的现场看着很过瘾，在场的领导干部也都作出相应承诺，可是怎么知道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曾经，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过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问政节目经过改进完善，强调了“回头看”的环节，致力于做到“让曝光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比如2015年7月，温州电视台在以“守护安全生命线”为主题的“电视问政”中对嘉福公寓电梯安全、永嘉非法燃气经营等问题进行了点名。过了1个多月后，当地记者再次回访时发现，在有关部门与业主、厂家的多轮协商后，嘉福公寓问题电梯的主机及零配件已全部得到更换，并由温州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原先非法燃气经营问题严重的永嘉县也精心组织过安全大检查，对15个非法存放点予以取缔，同时增加合法经营网点布局。

　　“除了电视台播出温州各地落实整改‘电视问政’曝光案例的节目，报纸、网站及其他新媒体平台也都会推送关于公布整改结果的文章，让大家了解曝光案例的改进进度，做好反馈工作。”采访中，温州电视台工作人员董倩倩这样告诉记者。

　　不过在回访过程中，电视台记者同样发现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整改，而这些情况也会在反馈性的节目中播出。

　　2014年7月3日，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曝光了江夏区大桥新区大桥村排污管直通鱼塘，承包户余道勤投诉一年多无果的情形。面对现场江夏区区长王清华保障承包户利益的承诺，余道勤激动地说：“等我的鱼活过来了，水清了，请领导们到我家里来吃鱼！”

　　但在2015年12月底的“电视问政期末考”中，现场播放的视频展现的仍是水质浑浊的河流、漂浮着死鱼的河面，这不得不让王清华在沉默5秒后发出一声轻叹：“说实话我对余大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歉意，鱼肯定是不能吃了。”随后，王清华表示将尽快责成施工单位把污水管网连接好，堵住污染源，同时也责成相关单位补偿余道勤的经济损失，不让她“第二次流泪”。

　　此外，除了电视台的自身渠道，“电视问政”在播出后所产生的舆论效应也能带来更广范围内的监督，从而督促问题的改进。普通市民能够通过热线、网站、两微一端直接反映问题改进情况，让相关部门的举措曝光在公众面前，避免部门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比如海南省海口市的第四期问政节目“亮剑”播出后，“亮见问政”话题微博已累计阅读总量2145万余次，网络直播报道总点击量5.82万人次，移动客户端信息发布总数83条，总阅读量超228.6万人次，产生一定的扩散效应。

　　问题处理结果挂钩考绩

　　“电视问政”如此麻辣犀利，经常让在场官员难堪，他们最终为何能愿意出镜接受提问呢？对于这一问题，部分“电视问政”栏目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单凭电视台一家之力确实很难推动问题的解决、甚至请相关领导干部到场说明。因此，有关部门尤其是地方主要领导班子的支持才是“电视问政”具有威慑力、强制力的重要保障。

　　例如海口市的“亮剑”就由海口市纪委监察局主办、海口广播电视台协办，他们对拟上节目的问题都一一严格筛选和把控，突出反映普遍性问题。在问题曝光后，海口市纪委第一时间督促协调各相关单位认真调查处理，并启动追责程序。

　　而在温州，“电视问政”中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直接与各单位领导干部与工作人员的考绩挂钩。“‘问政’的目标是最终解决问题，所以温州市考绩办（市委市政府督查室）、温州市纪委监察局与电视台联合建立跟踪督办制度，督促问题的及时解决。”

　　温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吴晓表示，每期“电视问政”播出后，第二天各相关单位就会收到温州市考绩办发给他们的“督办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并及时反映整改情况。如果整改不到位，将在全年的考绩分数中进行扣分处理，而这个考绩分数是每个单位全年工作业绩的体现，直接关系职工奖金和领导干部的升迁，因而受到各单位的重视。

　　不过，除了有关部门的强力支持，记者们辛勤甚至是冒险取证也是带来“确凿证据”、反映真问题的重要方式。有电视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比如当地在调查一家非法屠宰场将屠宰后的牛肉运入农贸市场时，佯装在厂房外钓鱼的拍摄者多次遭遇屠宰场保安的盘问、盯梢，场面有些惊险。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断反思完善问政形式

　　“‘电视问政’，首先是一个公众参与平台，便于领导干部与公众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从而推动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这也是公众行使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谈及对“电视问政”的看法，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这样表示。

　　公民的监督，带来的是领导干部作风的变迁。一位多次参加问政的武汉市某部门负责人坦言，以前是上级领导提要求，我来实施，干得好不好领导说了算。“现在，是群众提要求，我来实施，领导和群众共同监督。工作的出发点是群众需要什么，落脚点是百姓满不满意。”

　　不过，对于这种监督形式，许多专家也提及了它现存的问题。他们认为，“电视问政”作为一种新型的问政手段，亟待完善配套制度。只有解决现有问题，“电视问政”才能发挥更好的功效。

　　比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领导干部的停职、免职，应该按照组织程序等相关规定处理。“近年来，不少领导在现场办公、电视节目等场合当场拍板，作出停职、免职的决定。即使领导干部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但这种做法并不不合适。”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建议，对于已经开展“电视问政”的地方，可以由地方人大出台地方法规，使“电视问政”规范化，同时需要地方党委提供制度上的支持，“但必须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框架内”。

　　实际上，电视问政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正从一档电视节目演变为问责、考核干部的平台，再到城市综合治理平台，不断创新形式，提高实效。作为城市的一员，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市民，都需要思考怎样呵护自己所在的城市，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

　　“电视问政是一个政府与民众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在关注官员是否履职的同时，市民也应该反思自身行为，有没有为城市作出贡献。”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表示，电视问政不仅唤醒了官员的责任心，也让电视机前的市民自觉思考，在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的时候，自己应该尽哪些责任、怎样当好城市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