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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上承大小篆，下启草楷行，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第二大字体。篆书向隶书的演变、定型过程叫做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汉字由古文字阶段进入到今文字阶段。经过隶变，汉字化圆为方、化曲为直，由线条化转为笔画化，从而开启了包括草书、行书、楷书在内的今文字的先河。
关于隶书的产生，历来多认为是秦代程邈所创。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认为：“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与此相左，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出了“隶自出古，非始于秦”的观点。随着近现代简牍帛书的大量出土，才为人们揭开了早期隶书的神秘面纱，把隶书起源的时间前推至战国中晚期。
隶书的历史分为古隶和汉隶两个阶段。古隶又称秦隶，是隶变阶段的早期隶书；汉隶是成熟形态的隶书，因其左右开张的笔势、字形，又称作“八分书”。古隶阶段的载体主要为简牍帛书，而碑刻是汉隶阶段的典范形态。
1、天真烂漫的古隶
古隶是篆书向汉隶过渡的字体，也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字体。它若篆若隶，一方面还保留着浓厚的篆意，另一方面则出现了隶书的用笔。古隶大多简率、质朴、粗犷，天真烂漫，古趣斑斓。
古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中晚期，《云梦睡虎地秦简》（图①）初具隶书的一些特点，是古隶的先导。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篆隶并用，《里耶秦简》（图②）中的古隶说明，隶书和小篆是并行发展的。至西汉初年，古隶的篆意逐渐减少，隶体成分进一步增加，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图③）和《居延汉简》（图④）中都能看到西汉初期的隶书风貌。
云梦秦简 记录历史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墓地发掘出秦简1155枚。简文为墨书古隶，篆隶混杂，运笔构形犹带篆意，但字形已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倾向，可以清晰地看到篆书向隶书演变的情况。墓主人是一个叫喜的狱吏，这批竹简是他生前抄录的各类法律文书。其中《编年记》逐年记录了从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秦国军政大事。
《编年记》秦始皇二十八年记有“今过安陆”一事。“今”即秦始皇，是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北归途中经过湖北安陆，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相符。《编年记》还记录有喜的个人经历：他生于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秦始皇元年，17岁的喜上报户籍，开始服徭役；19岁为吏；20岁起为安陆等县御史、令史，职掌文书、法令工作；28岁改任鄢地狱掾；29岁时从军；31岁从军平阳，参加过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喜卒于46岁，这些律令竹简便作为陪葬品，与他相伴长眠。
从喜用古隶记录国事和私事可知，当时已广泛使用这种字体，并且通行全国，说明“程邈造隶”之说是不正确的。隶书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应为古代先民长期的群众性书写实践的结果。
里耶秦简 复活秦史
2002年6、7月间，湖南湘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出土了36000多枚秦简，计20余万字。这批埋藏了2200多年的秦代简牍，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不间断。此前，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里耶秦简复活了秦朝的历史。
在这3万多枚秦简中，有一枚完整的九九乘法口诀表。与今天乘法口诀表不同的是，它不是从“一一得一”开始，而是从“九九八十一”起头，到“二半而一”结束——乘法口诀表里还涵盖了分数运算。里耶秦简改写了世界数学发展史，说明中国发明乘法口诀表比西方早了600多年，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里耶秦简大部分用古隶写就，圆转篆意较浓，波磔并不明显，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汉墓帛书 地下书库
1971年12月底的一天，长沙挖防空洞的民工扒钢筋时带出一股气体，与点烟的火柴相遇，噗地一声着了……由此，马王堆3座汉墓赫然展露世人面前。相信很多人一定还记得当年千年不腐的女尸引起的轰动，以及那些色泽鲜艳的漆器、工艺高超的丝织品。其实，马王堆汉墓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文物——载有先人智慧的帛书。
这批帛书共计12万多字，分别抄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和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相当于一个微型的“地下私人图书馆”，其中大部分是失传一两千年的古籍，还有古本的《周易》《老子》等。
《马王堆帛书》虽非一人一时所书，但篆书成分已经减少，字形趋扁，代表隶书特点的波磔笔画大量出现， 说明隶书的笔法正在日臻成熟。
流沙坠简 千年穿越
上世纪30年代，西北大漠居延出土了一批汉代简牍。这批居延汉简多为军事文书，其中竟夹藏着一枚穿越千年的不朽情书。简文仅14个字：“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信短情长，温度犹存，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据考证，这是一位戍守居延烽燧的军人，写给一位名叫春君女子的信，嘱其不要忘记旧情，同时附赠美玉“琅玕”一件。简书并无落款，“知名不具”，可知写信人与春君的关系非同一般。然而，这封信不知为何未曾发出，2000多年来一直沉埋在荒寒的大漠中……
后来，作家周作人在翻阅《流沙坠简》时读到了这枚汉简，深感其情，赋诗赞曰：“琅玕珍重奉春君，绝塞荒寒寄此身。竹简未枯心未烂，千年谁与再招魂。”
这枚汉简“实寄封”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轻灵飘逸，烂漫多姿。篆意明显减弱，字多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的蚕头雁尾和上挑的笔势，实开东汉典型隶书之先河，《乙瑛碑》似脱胎于此。
2、异彩纷呈的汉隶
古隶在西汉初期继续演进，大约在西汉宣帝时逐步发展定型，成为一种独立的字体，这就是汉隶。刻于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的《五凤二年刻石》（左图）被定为“汉隶之始”。其“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13字隶书，虽仍留有篆书遗意，但由篆书向隶书的蜕变已基本完成，可作为早期汉隶的标本。
两汉存留至今的隶书碑刻、拓本有400多通，其中有纪年、文字较多的西汉刻石22种，东汉刻石388种。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是东汉碑刻隶书，我们常说的“汉碑”多指这一时期的碑刻。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黄金时代，隶书取代篆书成为官方正体。东汉早、晚期的隶书存在明显的差异。早期以《汉三老碑》（上图）《开通褒斜道刻石》等浑朴野逸、具有山林气息的碑刻为主，晚期则以《礼器碑》《曹全碑》等精丽典雅、具有庙堂气象的碑刻为主。说明东汉时期的隶书正是沿着由质而文、从朴到雅这一艺术规律发展变化的。
东汉首碑 永壮湖山
在“天下第一名社”杭州西泠印社，有一间著名的石室，内藏有该社的镇社之宝——有“东汉第一碑”之称的《汉三老碑》。“三老”为汉代官职。该碑刻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清咸丰二年（1852年）在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土，共217字，隶体仍留篆意，这是汉字渐变性的体现。《汉三老碑》怎样来到西泠印社的？还有一段感人的佳话。
此碑后为丹徒陈氏所得。1921年，陈氏将其运至上海，拟以重金售于日本古董商人。国宝面临外流的消息传来，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等人“不忍古物之沦亡”，焦急奔走，在沪杭等地发起书画义卖和捐款活动。不盈月就召集有识之士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以8000元重价从陈氏手中赎回《汉三老碑》。次年，又用余款在西泠印社修筑石室存放石碑，吴昌硕亲撰《汉三老石室记》以志其事。“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正如石室楹联所言，这一珍贵石碑文物，连同保护国宝的爱国义举，都将永久地与美丽的西子湖共存。
名碑云起 各擅胜场
东汉晚期， 隶书全面走向成熟。由于桓、灵两朝树碑之风盛行，四海“碑碣云起”，隶书从幅式小巧的简牍缣帛转向大块面的碑碣摩崖，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瑰丽多姿的兴盛局面。这一时期名碑迭出，风格各异，较有代表性的有：方整雄伟的《西狭颂》，古气磅礴的《景君碑》，意态逸宕的《石门颂》，隽利肃穆的《乙瑛碑》，拙朴茂密的《张迁碑》，瘦劲奇绝的《礼器碑》，华丽俊美的《华山碑》，厚重古朴的《衡方碑》，清丽秀逸的《曹全碑》……一碑有一碑之风韵， 令人叹为观止。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言：“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东汉后期的隶书碑刻大致有三种风格：一是方整平正、法度谨严类，如《乙瑛碑》（图⑤）等；二是挺峻流丽、清劲秀逸类，如《曹全碑》（图⑥）等；三是质朴高华、雄浑沉厚类，如《张迁碑》（图⑦）等。
熹平石经 集隶大成
与《乙瑛碑》《曹全碑》《张迁碑》这些东汉名碑的产生大致同时，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为了校正儒家经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石经刻制工程。《熹平石经》（下图）历时8年，刊刻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等7种经书，共计46石、20余万字，立于洛阳太学。 “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列传》）
石经书丹者为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邕之书法，代表了流行于东汉的官方隶书的风貌。《熹平石经》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字字中规入矩，点画布置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熹平石经》起到了桥梁作用。
3、结语
隶书在东汉末年达到鼎盛，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的标准字体。物极必反，隶书在达到巅峰的同时也开始走向衰微。汉末的隶书严谨有余、灵气不足，逐渐走向程式僵化的死胡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官方隶书《熹平石经》中清楚地看到。魏晋以后， 草书、行书、楷书异军突起，隶书退居从属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