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触了许多外国学者，同时跨出国门，到五大洲20多个国家开会、考察，碰到许多感人的事情。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可以说是“中国情结”。

　　1978年改革开放初见端倪，美籍华人丁乃通教授就通过考古系的俞伟超先生找到了我，在北大临湖轩见面，向我介绍了国际上民间文学研究的许多学术动态。他说：“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是世界性的学术组织，总部在芬兰，每5年开一次会，这种世界大会就是民间文学界的‘奥林匹克大赛’，他们非常希望中国参加，有人说我代表中国。其实我不能代表中国，还是要你们自己去才行。”他看了我们的一些论文之后，对我说：“你们都是世界一流学者，应该入会。”于是他介绍我和贾芝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当我到国家教委去注册时，发现我竟是参加国际学术组织的第一个人。

　　丁乃通先生在1978年以后，几乎年年回国向我们通报国际学界的研究情况。1979年在英国爱丁堡开第七次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世界大会，他希望中国学者出席，未能如愿，1984年在挪威卑根大学开第八次大会，我们虽未能出席，但提供了论文《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此文是批评西方喜剧美学不够全面的。丁先生怕它会得罪西方学者，说最好换一篇文章，我说时间来不及了，已寄了出去。开会时学会主席劳里·杭科教授却对这篇文章评价甚高，一定要丁教授替我宣读，他不愿意，由丁夫人宣读了。后来劳里·杭科说：“西方的学者们颇相信他们的美学范畴普遍适用，民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脑筋才好。”1989年在布达斯开第九次世界大会，中心问题就是“民间叙事的审美观念的科学问题”。劳里·杭科教授说：“我们已经感到把西方的美学和科学观点强加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上是冒失和欠妥的。”

　　这个事实说明，丁教授的顾虑是多余的，西方学者为什么迫切地希望中国同行参加会议，不只是为了多了解一些中国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为了交流科学研究成果，在追求科学真理的事业中，共同携手前进，他们不但不害怕不同意见，而且欢迎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对“西方中心论”并不一味护短而是发生了怀疑。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意见是尊重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东方学术，国际民间叙事学会1992年在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召开的第十次世界大会上，作出了一个决定：“以后多到东方国家开会！”虽然在布达佩斯、英斯布鲁克的两次大会上，都有多名中国学者参加，中国会员已发展到二十多名，张紫晨、乌丙安、过伟、刘守华、叶春生、刘铁梁、陈勤建、李扬等人都已入会，但是他们还认为不够，还要多到东方国家开会。

　　1995年1月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在印度古城迈索尔召开，贾芝、过伟、王炽文和我参加了大会，我在宣读论文时，会场满座，还有一些人站着听，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民间故事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引起了很大重视，学会领导还决定下一次大会的中心论题就是“民间叙事的未来”，也就是“发展前景”，几个参考题也是我的文章中提到的。

　　1996年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新民间故事的专题讨论会，到会人数超过了预定人数，学会主席瑞蒙德说：“许多国家的故事早已冷冷清清，而中国的故事却欣欣向荣，出版了那么多‘民间故事集成’和‘故事书刊’，这种情况真是令人鼓舞，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996年我收到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主任瑞果里教授的通知，说准备提名我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等书参加“彼得奖”的评选，后来又得到正式通知，说经过国际著名学者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决定授予我“彼得奖”。彼得是意大利人类学的创始者，彼得奖是一个大奖，我到意大利领奖时，曾到彼得民俗博物馆、图书馆参观，并到巴勒莫大学讲学，讲民间故事专题，他们说，他们正在编西西里民间故事，讲中国专题时，他们要我用中文来讲，当然，他们听不懂中文，但很想听听中文的发音，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同时，对中国也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在印度开会时，丹麦的易备彼教授宣读的论文是研究扬州评话的最新成果，她曾多次到扬州调查扬州评话，写了厚厚的一本研究扬州评话的专著。1996年她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国现代口头文学国际学术讲座会，好几十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学者，会聚在哥本哈根大学，她还邀请了扬州评话的王筱堂等5位著名艺人参加大会，作了精彩的表演。在国外召开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会，开得那样热烈，是令人难忘的。

　　到会的有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博士，他是国际汉学家中的佼佼者，很有威望，但是他在发言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在座的有我的老师段宝林教授。”李福清院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30多年前他在北大由我指导写博士论文时，系统听过我的民间文学课。1981年他作为自费旅行者来华是当时苏联的第一人，他对我说：在中苏冲突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对华友好，没有写过一篇反华文章。他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友人。他那次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新出版的书刊，编了几本当代小说选出版，并作了多场报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影响很大。后来他又去台湾讲学数年，在台湾出版了好几本厚厚的专著。他还把俄罗斯所收藏的《红楼梦》珍贵版本和许多中国年画介绍到中国来，和王树村先生合编了一本年画集。他常来中国，为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许许多多可贵的贡献。

　　2004年1月6日，是我的70岁生日，想不到在异国他乡，有好几百人为我欢宴“祝寿”。这是一个巧合，当时我在泰国某大学教书，1月5日正好是文学院教职员工旅游聚餐的新年盛会，在一个山间风景游览胜地的酒宴上，人们可以自由表演文艺节目，我也上去唱了一个英文歌曲《美丽的梦神》，并说：“明天是我70岁生日，很高兴给大家唱一个歌。”歌声刚落，马上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大合唱，热情活泼的外国朋友举起酒杯，高声歌唱向我敬酒祝寿，那热烈的情景大出我的预料，唱了好长时间，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是令人永生难忘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