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中国对策

　　编者按：

　　日前，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细心人不难发现，“供给侧改革”成为本次会议的关键词。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那么，中国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将怎么改？哪些产业又将因此受益？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说说供给侧改革》系列报道，对相关问题作出解析。

　　主动打破“路径依赖”

　　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曾写到：“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也有人说，地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反而没了路。可见，同样是路，如何走得通、走得顺，是门大学问。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发展起点较低、大量廉价劳动力、全球化下的庞大外需、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等种种“旧常态”下中国经济曾经倚重的动力或优势，都已经开始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产能过剩及经济下行压力。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看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供给侧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恰恰是通过重构企业微观机制，优化要素和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要素供给已经发生变化，只有在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营造鼓励企业家创新的环境等多方面下功夫，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经济增长不再依靠劳动和资本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告诉本报记者，供给侧改革同之前已经开展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一脉相承，是中国主动摆脱对传统粗放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的重要对策。

　　“在外贸、投资需求不足时，传统的需求管理通常会采取总量刺激的方法，但这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还可能让经济结构失衡有所恶化。”丛屹说。

　　“供给”“需求”谁决定谁

　　作为经济学中的两个最基本概念，供给和需求的关系通常决定着商品价格及市场交易状况。但就二者本身而言，究竟谁占据主导地位，是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创造需求？显然是个有趣的问题。

　　假设英格兰Sandwich小镇上每天的面包需求量为100个；那么当小镇居民数量增加一倍时，面包需求的增加就会带来价格上涨，面包师便有动力供应200个面包。在小镇上，还有一位蒙塔古伯爵，他非常喜爱打纸牌，常常废寝忘食。有一天，蒙塔古的手下发现把火腿、鸡蛋、蔬菜夹在两片面包里，就可以让主人边吃边玩，不久后这种全新的“吃法”便流行开来。

　　故事的前半部分，是需求对供给的影响；而后者则是今天“三明治”这一美食的来源，它体现了新供给如何创造需求。“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短期，经济波动可以用总需求管理来熨平；而从长期来看，需求则取决于技术变革、经济增长、收入变化等供给面因素。”丛屹说，中国正是着眼于经济转型升级这一长远视角，才提出了供给侧改革。

　　丛屹认为，中国未来的供给侧改革将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简政放权、深化改革来实现从“大政府”向“高效政府”转变；二是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实现从土地的城市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三是社会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更多的社保、医疗、环保产品供给，以满足高质量城镇化的需求；四是财税政策改革，即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放水养鱼”，改善企业政策环境，培育企业活力。

　　“中国学派”应运而生

　　那么，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及“里根经济学”之间又有何异同呢？

　　据了解，美国自二战以后经历了近20年的高增长，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一直维持在高位。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幅放缓，经济表现为“滞涨”（即低增长和高通胀并存）。1981年，吸取前任政府对于总需求过度干预的经验教训，里根政府采取了减税、控制货币供给等政策，并在通信、能源、金融等领域展开了一场解除管制运动，最终美国经济得以改善。

　　“中国和当时美国的相似之处是均处在经济转型的节点，凯恩斯主义倡导的需求管理模式渐渐失效，经济亟须找到新的动力。不同之处则在于二者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和细节不尽相同。例如当时的美国正赶上全球化起步阶段，外部环境要好于现在。”丛屹表示，当前中国在内需外需、收入分配、人口红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等诸多层面的失衡均与美国当年不同，因此中国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方面的独特对策和实践也将成为“中国学派”诞生的基础。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的问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则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并形成系统化、建设性的主张和政策建议。因此，“中国学派”所探讨的内容及思路比“里根经济学”所依据的美国“供给学派”开阔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