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中国”从这里走来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年—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月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 文化社会已至邦国形态

　　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人们进一步了解帝尧时代“最早中国”的文化气息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等团队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中，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齐全、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 遗址与尧都高度契合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认为，历经37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局等共同主办。“重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都将是下一阶段需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记者姜潇、王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