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展为全球提供智慧

　　在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令中国人自己也感到惊讶的发展成就。“多年前想象未来，以为要等到自己的孩子老了，中国制造才能赶上美国，没想到自己40多岁时，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的发展速度，显然大大超出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的预期。

　　11月21日下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落幕。本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将目光聚焦在中国改革与世界机遇的关系上。

　　中国是整个世界的转折点

　　全球主义者网总编斯蒂芬·里克特提出，虽然美国目前还非常强大，但中国已是整个世界的转折点，不管危机在哪里，现在中国已成为中心。在全球，需要重新构架理念和长期发展战略。

　　“尽管美国依然强大，但毫无疑问正在衰落，欧洲又太弱了，而作为次全球级的中国，又‘不想做第一名’，那么我们的全球系统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斯蒂芬·里克特看来，中国人应该意识到中国在当今和未来全球系统中的重要性，世界正期望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来。

　　斯蒂芬·里克特认为，无论是GDP数据在世界总的人口收入中所占比例，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GDP增速上望尘莫及，都说明中国已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国际角色，中国人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并更好地理解全球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置身于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及各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世界经济发挥最大的影响。胡鞍钢还认为，发展后的中国还带动了南方国家集体崛起，正在改变两个世纪以来的南北格局，成为21世纪南北大趋同的“主力军”。

　　实际上，中国在发展的同时，也一直思考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参赞孔根红指出，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加者、维护者，同时也是当代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贡献者。中国积极参与现有的国际机制，也提出自己的方案，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

　　孔根红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中国推进了全球治理的多元治理结构，打破垄断治理和霸权治理，让全球治理的范式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二、中国提升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即合作共赢；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是以一种实践推进秩序发展的共同进化，共同进化强调有效治理、强调积极参与，大家来共同设计或者制定规则，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会合点。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学习是中国文明最核心的本质。中国正在吸纳一些来自西方的优秀文明，但他并不希望中国放弃长期以来的治国传统。“学习、开放、走自己的路，这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在中国却融会贯通，其背后体现出的中国智慧，给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启示。”郑永年说。

　　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贾亚·何西用“阴”、“阳”来描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再平衡的任务，这种寻求再平衡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如何决定其未来的发展轨迹，尤其引发自己的研究兴趣。而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探索，也将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有积极影响。中国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旧格局，迈向一个更加多边的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在演讲中指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统治精英在国内的政治权威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执着和价值倡导，不仅显示出中国的智慧，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治理模式和机制安排的智慧来源。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说，上海“到2050年成为全球文明城市”的目标业已提出。同时，在王战看来，离开了东西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上海的发展就缺少了灵魂。同理，上海只有成为中西人文科技交流的荟萃之地，成为全球文明融合演进的汇聚之地，才同其“全球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迈向21世纪的全球文明城市”等自身定位相匹配。

　　中国创新发展，为世界提供动力

　　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众多与会者认为，中国将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最佳合伙人”，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中国动力、中国智慧。

　　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兼具创新的举措，也成为会议上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之一。

　　“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秘鲁米卢圣·马考斯国立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教授卡洛斯·阿基诺说，中国提议建造的秘鲁至巴西双洋铁路将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可以预测，铁路的贯通将使货物可从巴西经由亚马逊河流域和秘鲁运达中国，如此绕过巴拿马运河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亚美利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哈鲁特尼亚则评价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新经济体合作模式，将会加深、加强这些区域间乃至这一区域内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增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亦能够通过创造人与物资乃至各个方面的交流网络和平台，更好地促进区域间的交往。

　　哈鲁特尼亚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崛起中的中国，并不希望寻求政治和军事上的强权，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对于东欧地区文明的复兴会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能够促进东西欧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尼泊尔国际关系研究所秘书长什雷斯塔透露，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后，尼泊尔也有建立跨喜马拉雅经济区的设想，将中、印、尼纳入其中，从而将南亚、中亚与中国经济走廊联为一体。

　　什雷斯塔说，印度总理莫迪说往东看，而习近平主席说往西看，尼泊尔位于两国之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尼泊尔可以让中国走向南亚的道路更畅通。

　　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4位海外中国学专家荣获第三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其中包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这位研究中国40余年的学者向大会分享了他对中国的新思考、新体会。

　　蓝普顿表示，此次获奖超出他的期待，他目前正在研究有关中国着力建设通往东南亚国家铁路的新项目，希望了解中国如何运筹自己与邻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他说，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我认为中国是想通过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同世界各国的联系。这不但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巨大领域，而且将成为一种经济的“再平衡”。但这是一个大计划，中国需要深思熟虑。

　　蓝普顿曾教导自己的学生：“你们要学会把自己放在中国的位置上去看待中国的内外政策，考虑中国的问题。”“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对经济实力的倚重，是一项有智慧的国家战略。很多国家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这是一种错误。所以虽然“一带一路”倡议还在发展酝酿的阶段，但听起来它是一个正确的倡议。

　　“创新是中国从‘数量经济’转变为‘质量经济’的重要渠道。”郑永年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消费能力，但很多贡献给国外，例如到日本买马桶盖、电饭煲，创新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另一方面，中国推动这一波创新，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企业家。“改革开放后，中国诞生过三批企业家，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二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成长起来的创业者，三是以马云为代表的互联网人。现在，中国希望通过众创理念和政策导向，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也是为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王战认为：“原来讲创新驱动，多是政府出钱让高校研究、让国企立项，但这次创新发展的特点在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利用改革开放36年的企业家资源。就像电商、互联网金融等业态，都不是靠政府规划出来，而是靠创新自主发现。”

　　“我每次关注中国问题，都会发现一个突出的关键词，就是‘协调’。”蓝普顿坦言，1982年他在武汉调查中国的水利情况时，就意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庞大、太复杂了，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60％，各地区、各领域之间更需要协调。

　　“协调发展不是今天提出，而是已经有了实践过程。在‘十二五’，我们就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加快发展，但后来发现有些地方变成了‘空城’‘鬼城’，说明协调发展需要从实际出发。”王战指出，当前关注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圈，则抓住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家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说，全球化、市场化加剧了地区间不平衡，例如西部地区的开发就是中国亟待协调的问题，目前，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一系列新的机会。

　　此前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的最大亮点”的胡鞍钢感慨，中国的发展实践是人类发展最大实践。

　　“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发展，没有一个敢说‘共赢’，但中国敢说。”胡鞍钢说，“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搞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我们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这不是原创是什么？‘十三五’规划不只是产生一个理念，它将用五大发展的思路来设计我们发展道路。”

　　讲好“中国故事”，防止“误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认为，“误读”是中国对西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也势必将阻碍世界对于中国发展和中国模式的理解。

　　“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立场和中国人的情感缺乏了解和认识，常常是从自己的角度和利益出发，也会因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而产生情绪，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思维。今天，在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当中，关于中国的知识是欠缺的和片面的。”在20日的晚宴演讲上，傅莹这样说道。

　　在傅莹看来，这种局面的造成，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很多人放不下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还背着沉重的意识形态的包袱，所以很难真正认识中国。而另一方面，中国也确实需要提高自身构建叙事的能力。

　　“我们对外叙事容易进入西方语境的轨道，而西方的语境本身是有它的历史文化包袱的，所以拿它来构建中国叙事往往就会南辕北辙。但是如果完全从中国的传统语言的体系出发，又很难让人听得懂。所以目前看这两个绝对的方向的选择都难以取得效果。”显然，在傅莹看来，想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必须建立起一套不同于过去的叙事方式。

　　在中国思考如何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时，尽管仍有误解和偏见，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转换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上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吸引力。

　　法国当代中国国际发展和研究中心创始人、主席皮埃尔·皮卡尔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人文主义以及儒家思想，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可以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的价值理念。通过它们，世界可以看到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梦想，必将推动世界的进步。

　　实际上，以文化为主的软实力已经被中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并引起国际的浓厚兴趣。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仇华飞特别关注到美国学者对于中国软实力战略的研究，“这些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战略的运用，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有利于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国家安全环境。”

　　对于曾经最为重要的文化走出去策略之一的孔子学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张景全认为，对其经验得失的思考，无疑可以为今后文化外交的实施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裨益。比如通过对讲述内容的考察，张景全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的悲剧’、‘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玻璃天花板’等消极的内容。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中国故事的吸引力，我们需要诸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共同进化这样的积极内容。"

　　“我们中国人要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添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述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傅莹也提醒道。

　　中国学是外部世界以“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问，随着当代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学已成为国际学术界成长最快的“显学”之一。蓝普顿表示，在美国，最初中国学研究的都是大话题，比如中苏关系等等。现在大家开始着重专攻某一个问题，但是相对来说研究视野变窄了，“通达”的程度不够。他认为中美关系要有整体研究，在全局上提供信息和咨询。

　　对于中国学的研究，此次获得“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86岁高龄的谭中在发表得奖感言时，提出了在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怪现象：“无论是研究俄罗斯、印度还是法国，人们看的都是本国学者的著作，而研究中国学的也只看美国学者的书。因为缺乏中国学者的理论，导致中国的形象有些被歪曲。但这不能完全怪美国学者，只能怪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他用中文真诚地向中国学者提出建议：用英文或其他外语写出费正清那种让大家容易接受的、“翻译”中国的书，“那才是真正对中国学的杰出贡献。”

　　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从外国看中国，有点像“照镜子”，可以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看到中国。或许海外学者的研究会有一些片面性，但当如此多的片面性叠加在一起，就会弥补彼此的短板。通过世界各地“中国通”的交流对话，通过更多的国际比较，无疑可以让中国发展汲取更广泛的养分、让中国道路的视野更加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