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不只鼓腰包

　　工作几年，老少边穷去过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方，有，但已经极其少见，甚至跟别人说起来某个地方，因为穷，孩子冬天穿不起棉衣，别人的第一反应通常会是：啊？还有这样的地方。

　　无论我们怎么描述贫困，它总有一个标准，今天，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已经到了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万元户已经是公认的“有钱人”。联合国的一组数字也与之印证，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到2002年下降到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些年，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先后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2010年、2011—2020年两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提出精准扶贫的新方略，增强了扶贫的有效性。

　　中国已经连续两年将减贫1000万人以上作为中央政府年度工作目标，农村贫困地区的道路、水利、电力、住房、通讯条件显著改善，教育条件明显改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这些，无论是在中国的西北亦或是西南相对落后的村庄，都发生了看得到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也是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事情。笔者去农村采访时，当地干部们无一例外地都会重点讲到年人均纯收入的变化。是的，于数字背后，我们看到，即使在新疆、西藏的腹地，居民在物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在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由于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一些地区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也开始有所改观。

　　不过，在中国扶贫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落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忧虑。原有农耕文明下的精神生活渐进瓦解，新的文化秩序并未建立，在社会化变革中，在腰包鼓起来之后，精神生活成为扶贫之后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因为，乡村文化的重构不仅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延续，还将会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智慧。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已经告别了吃不上饭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提高对精神生活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但这种文化秩序的建设，不会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而自然增加。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社会焦虑不可避免，可以预见，随着脱贫地区经济的不断改善，他们原有的主要对钱的需求会变成更为复杂的精神层面需求，而社会怎么去应对，扶贫工作中如何有序开展，都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