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 调任深圳就像上“前线”（深圳记忆）

　　李灏，1926年12月出生，广东电白人，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等职。他于1985年自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深圳工作，是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他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1992年，他全程陪同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退休后，他于2005年组建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研究会，任会长。

　　“临危受命”赶赴深圳

　　1985年，中央决定派我来深圳工作。当时特区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声有色，但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比较大。有人还说，深圳办经济特区，内地就变灾区，对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有意见。1985年初，香港有媒体曾连续发表了12篇文章，将特区建设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我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但也很犹豫，对自己能不能胜任心存疑虑，信心不足。离京赴深前我曾说，我要上“前线”了，当时真是这个心情，感觉特区的舆论压力很大。

　　离开前，很多领导关心特区建设，找我谈话，但有3位领导没找我，我也不敢主动去找：一位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陈云同志，还有一位是小平同志。调任前，本来小平同志安排了时间跟我谈话，但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在广东开的会议，顺便来深圳调查研究了几天，结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回北京找他，那天他又临时有事。就这样，这次谈话一拖就拖了8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时候。

　　来深圳前，我最后一次跟国务院领导谈话，我就着重问，深圳还算不算特区？他说当然是特区。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经推出深圳工资改革方案，把工资提高了一点，省里觉得标准太高，要求停止执行。我说，他那里提高点工资，是他自己定的，省里为什么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吗？那我做的改革决定，是不是省里也会收回？我说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领导点头同意。

　　我要了点权力来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个把工资改革收回去不算数的决定，我来不久就撤消了。经过调查研究，我酝酿了一些改革举措，首先就是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之前深圳没有这项制度，由于我还不是市委书记，整体工作不能管得太多，就想通过市长办公会议组织各副市长、党组成员、各局主要负责人来开会，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集体领导机构。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1985年底，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我就提出了4项改革举措，成立4个机构，分别是：外汇调剂中心、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城市规划委员会。

　　外汇改革“迫在眉睫”

　　到深圳后，最紧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机构，我来深圳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为什么说是最紧迫的呢？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计划经济，全国所有的外汇统一由中央把控，基层外汇机构没有权力管理外汇。出口企业收入的外汇，不管你是否收支平衡，全部上交兑换成人民币，亏了由中央补助，赚了的统统收上去，这样出口企业就缺乏创汇积极性，深圳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时挂牌汇率虚高，深圳有两种汇价，一种是官方挂牌价，一种是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此外还有不合法的黑市价。举个例子，比如一个经营外贸出口企业要用3元人民币的成本价收购了一件货物，卖出口换回了1美元，那政府起码要给企业三四元人民币换1美元才行。但是当时无法实现，1美元按官方价只能换1元多人民币。

　　但在深圳，收了1美元不上交给中央，拿去卖给需要外汇的单位，就可以换到三四块钱，黑市价更高。所以当时的黑市交易问题非常突出，中纪委就来调查、抓人。记得中纪委五室的马主任带了几十人来深圳，任务就是清查外汇黑市，加上省里、市里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上百人的专案组，还抓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有一天，马主任到我家里来说，要处理公司第一、第二把手。我说，马主任你们抓人抓得太冤枉了，人家拿三四块钱的成本换成美元，你给结算两块八，他肯定是亏损的，他在黑市可以卖四五块，他这是合理不合法。但这只是企业内部的行为，他个人没有从中牟利，不应该抓人。我们正想改革，让外汇调剂合理又合法。

　　1985年11月，我们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市场作价。比如1美元，有人愿意出3块，有人愿意出5块，相当于竞标。我说这是合理的，它不是什么“投机倒把”。马主任见了这个制度后就没有把人抓走，专案组也撤走了。

　　我最早得到中央批准的改革就是这个外汇调剂。到当年年底，我听北京传来消息，中央一个会议上说，李灏搞了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外汇管理局批下来，正式合法是在次年的七八月份。之后全国40多个城市都来参观外汇调剂中心。现在来讲，外汇调剂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

　　“多管齐下”勇当先锋

　　外汇调剂问题解决后，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第二年就开始了。改革前，企业有多少资产、多少收入、负债多少，谁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决定政企分开，把那些政府单位的企业通通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国有资产。1987年，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深圳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负债多少、净资产多少。国有资产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我们先做的。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吴邦国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他找我谈国有资产投资管理的经验，上海也想取经，学习深圳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先搭起架子，再开始实验国有企业经营股份制改革。所有制改革不仅涉及国有资产，我们也要让私有制经济合理合法。之前深圳的很多私营企业都要找挂靠单位，没有合法身份，企业负责人都成了“资本家”。1987年，我们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给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合法的帽子。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念后，私有制经济才有所放开。无意之中，我们深圳就成了这项改革的先锋。多年后，我在全国人大工作时，有一次陪同安志文等同志参观华为。安志文同志问任正非，你这样一个小企业是怎么办起来的？政府投了多少钱？任正非说，我就捧着一个红头文件办起来的。这个红头文件就是我们当初出台的鼓励兴办民间企业的规定。

　　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也是发展需要。特区建设初期，一切规划都靠北京，我要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市里的规划机构。我说，规划既要听中央、省里的意见，但整体上规划权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能听人家“摆布”。所以，谁当市长谁就当规划委员会的主任，从我开始，到现在深圳还是这个传统。

　　建立监察局是一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要建立监察局？1985年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时候，他问我深圳有没有官员贪腐赌博啊？我说我刚来，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我这里也不是世外桃源，总会有吧。他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说要学习新加坡反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在政府中设立监察局，把干部队伍管好。

　　深圳成立监察局后一年多，对全体干部进行了检查，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监察局。我很感谢尉健行同志，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我们深圳的监察局。1993年1月，中央决定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全国各地的纪委和监察部门都合署办公了，尉健行同志却主张保留深圳监察局不合署。

　　这些改革是我来深圳初期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4项改革的基础上，后面深圳的改革就多姿多彩了。有人说我很大胆，有我在他们就不怕，敢大胆改革往前冲。由于我是独生子，别看我个头大，其实胆子很小。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深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我来深圳做的这些改革，还是被认可的吧。

　　（本文摘编自《深圳口述史》，历史图片由深圳市史志办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