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故事里的中美情谊

　　201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30人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其中，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和原“驼峰航线”飞行员杰·温雅德作为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及其遗属代表获得纪念章。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些美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飞虎队、执行“驼峰航线”任务，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友谊体现于宏大叙事，更体现于细节场景；体现于历史画面，也贯穿于时空变迁。

　　本报记者将为您描述的4个有关飞虎队的画面，蕴含着中美两国由过去延续至当下的深厚情谊。

　　①一张写着中文的求救血符

　　有中国军民就会有生机

　　湖南芷江，飞虎队纪念馆。透明的玻璃橱窗里，一张长方形的皮质物品引人瞩目。这一物件上除了中美两国国旗和飞虎队标志，还有写着“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中文字样。这便是飞虎队“血符”，也叫“救命符”。

　　摧毁敌机2900余架，击沉击毁日本商船223万吨、日本海军舰艇44艘，击毙日军66700人……这是飞虎队从1942年7月4日至1945年7月31日所完成的显赫战绩。不过，这一成果的实现也让飞虎队付出了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当座机被日军击中即将坠毁之时，飞行员只能跳伞以求得生机。

　　由于飞虎队主要的作战领空是在中国，飞行员落地之后周围大部分也是中国老百姓。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障碍，每名队员背后缝着的“求救血符”便发挥了“表明身份”、“获取救助”的作用。

　　除了“血符”，对于活跃在华北地区的飞虎队员来说，《美军飞行员华北地区避难须知》则告知他们更有针对性的求救方式：如果你想去黄河以北的第十八集团军，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把其他手指收在手掌里。而如果想到新四军去，伸出四根手指就行了……

　　“在飞机被日军击落后，假如跳伞的飞虎队员能够被中国村民所收留，他们就有95%的机会可以活着回到战友身边。因为中国人民即便遭受了日军的严刑拷打，也还是会不顾一切地保护飞虎队员。”采访中，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主席拉里·乔布表达了这一看法。

　　乔布的看法不仅能得到历史资料的佐证，同时也能在亲历者的口中得以证实。孙九宏，一位87岁的抗战老兵，向记者回忆起当年新四军战士奋不顾身救飞虎队员的场景。“在接到B29轰炸机坠落、5名美军飞行员成功跳伞的消息后，我们搁下饭碗就奔袭30公里前往现场救援。战士、民兵、乡干部，大家冒雨围绕着坠落的飞机守护了整整一晚，打退了数百日伪军的多次进攻。”

　　两天的战斗，中国军民牺牲伤亡近一百四五十人，最终换来了5名美军飞行员的安全转移和飞机残骸的成功搬运。尽管新四军物资紧缺，但副师长张爱萍特意将5名飞行员安排在一座庙宇里，并从特务营专门派出一个连来担任警卫，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设法找到了会做西餐的厨师。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飞行员唐纳德·克尔在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飞机被击落，跳伞后被香港民众以及增援的东江纵队战士所营救；而乔布在采访中提到，一位飞虎队员被中国村民救起后，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村民穿着这名飞行员的靴子在地里行走，留下一串通向村外的脚印，成功地让日军离开这个村子，保护了他的安全。

　　②一条用石碾子压出来的跑道

　　为了胜利我们亲密合作

　　“我从小就听外祖父讲上百万中国人民帮美军修建机场的故事。没有他们用‘血肉’创造的奇迹，就没有美国空军辉煌的战果。”不久前在参观新津机场旧址时，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凯乐威一边轻抚着修建机场所用的巨型“石碾子”，一边眼眶泛红地说到。

　　她口中的新津机场就是二战期间亚洲最大的轰炸机场。70多年前，为了便于飞虎队起降B-29型等体积庞大的轰炸机，中国民工不畏艰苦，在国内多地修建起大型军用机场。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仅四川就新建扩建空军基地达33处，先后在全省29个县调集民工50多万人。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流沙河就曾经修筑过广汉机场。他回忆往事时说，那时正值旧历腊月，寒风袭人，但为了力争在最短时间里完成任务，包括他在内的民工们用石碾子这种最简单的原始工具顶着寒风昼夜轮番作业。

　　如今，当他看到老照片里成百上千名裹着白头巾、穿着破棉衣的劳工用双手敲打石块、搬运土方，依靠人力拉着十多吨重的巨型“石磙子”反复碾压路面的场景时，他依然会感慨地流下眼泪。

　　四川的新津、广汉，湖南的芷江，江西的遂川，这些大型军用机场完工后，飞虎队在这里驻扎并执行了多次重大的轰炸任务。1941年12月，飞虎队9架B－25式轰炸机从桂林奔袭当时由日本占领的台湾新竹机场，炸毁敌机42架，期间曾在遂川机场降落加油并稍作休息；1944年6月，第一批B-29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从成都附近的机场起飞，对日本八幡市钢铁厂进行空袭。

　　“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一双双大手敲打出来的机场，它两公里长的跑道，就是一座人民用生命树立起来的丰碑……”当年在遂川砂子岭机场完成采访后，美国特派随军记者怀特在《时代》杂志上这样写道。

　　除了修筑机场，为了让美军飞机着陆运走重病的飞行员罗伯特·威瑟尔霍夫特中尉，1944年6月，云南兰坪农民用最原始、简陋的工具在高低不平的坡地上，花了3天3夜时间修建起平坦的临时跑道，让前来救援的小型联络机得以降落；为了让飞虎队能够准确轰炸日军在香港的设施，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战士黄冠芳、何礼文等人总是趁天色未亮之际，背着摄像器材快速登上观音山，居高临下以极佳的角度拍摄出启德机场、铜锣湾军火库、鲤鱼门军营等地的清晰照片，为美军的精准打击作出了贡献。在飞虎队的故事里，像这些体现中美军民亲密合作的场景数不胜数。

　　③一块失事飞机残骸的碎片

　　揭开驼峰航线的秘密

　　在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馆，一块长5米、宽2米的机翼残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这块残片周边，还有飞机仪表盘、发动机等50多块残片，一些零部件上印有“Chicago、USA、FBE－18、PAT”等字样。它们的背后则有着“驼峰航线”的悲壮记忆。

　　1942年，随着滇缅公路的切断，“驼峰航线”成为盟军向中国运送物资的重要渠道，被称为“空中生命线”。但这条沿途均为海拔4500-5500米高峰，暴风雨、寒流频繁的运输线环境险恶，条件艰苦，代价极为惨重。

　　“罗盘、无线电定位仪全部都失灵……”“不知道是什么位置，不知道是何方……”“极端气候如同家常便饭……”执行过“驼峰航线”飞行任务的陈文宽曾说，飞行员的经验、能力、技术可能千差万别，但在驼峰上活命的几率却完全相同。

　　在二战时期，美国《时代》周刊对驼峰航线这样描述：“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一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根据测算，“驼峰”航线前后损失飞机563架（其中有107架为失踪），损失的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

　　但在中美双方的合作下，“驼峰航线”为艰难抗战中的中国赢得了“生命补给”。据统计，从1942年4月至1945年11月，经由“驼峰”航线从印度运往中国的物资大约共有65万吨，总价值约7.8亿美元。在运输过程中，飞虎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任务，每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副驾驶、报务员均由中美两国人士担任。

　　时光在流转，因“驼峰航线”联结的中美情谊一直在持续。1993年，西藏波密县易贡乡村民罗松在打猎时无意发现坠落在当地的C-87型运输机及5名美飞行员遗骨。在中美联合专家小组实地勘察确认后，两国举行了隆重的美军飞行员遗骸交接仪式，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迎接灵柩。

　　在接下来的22年里，许多当年执行过“驼峰航线”任务的美国飞虎队老战士来到中国寻找战友、亲人的遗体和飞机坠落的残骸。而中国政府及当地居民都极力配合，为他们提供帮助。

　　1997年，当C—53飞机残骸在中缅边境被发现的消息见报后，“驼峰航线”老飞行员汉克斯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再回驼峰探寻驾驶这架飞机时牺牲的“老友”、飞行员福克斯。为了使飞机残骸不被破坏，云南泸水县政府组织军民日夜守护，前后达540天。1998年2月28日夜晚，在一场大雪中，怒族青年曲天成为守护飞机残骸献出了自己24岁年轻的生命。而在今年8月，罗松再次带领探寻队历经10天艰险收集到40余件飞机残骸，将它们带出深山。

　　④一座位于美国的飞虎队纪念馆

　　将中美友谊世代传递

　　门罗是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不到5万人的小城。但在2014年，坐落在这里的一座博物馆就吸引了4万多人的访问。这就是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

　　“这些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我的故事，也是英勇的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击败日军的故事，我们像兄弟一样一起战斗，结下了一生的友谊。我非常真诚地希望飞虎队的标志能一直飘扬在空中，飞虎队可以作为中美两国伟大人民共同合作实现和平目标的象征而被中美两国人民铭记。”展厅门口，仿真版陈纳德身穿军服，模仿陈纳德低沉的声音向游客这样说到。

　　作为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凯乐威表示，由于大多数美国人是欧洲移民的后代，所以大家对二战的欧洲战场非常关注，对亚洲战场关注较少。关于中美联合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更是不甚了解。而这座博物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讲述飞虎队的故事来加深双方的理解，延续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这些年来，不论是陈香梅女士还是凯乐威都积极参与有关飞虎队活动纪念、关爱飞虎队老兵、故地寻访等活动。云南昆明、广西桂林、湖南芷江、四川成都，这些地方都留下过她们的身影。而许多飞虎队老兵也经常不顾自身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仍然坚持要到战斗过、被营救过的地方回访。

　　比如几年之前，当时86岁的飞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在做过两次心脏手术后仍坚持与自己的10位家人来到自己坠机后被营救的湖北监利。而在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嘱，妻子埃莉诺·本尼达率两个儿子来到中国，将格伦·本尼达的部分骨灰安放在李先念故居纪念园。

　　“事实上，许多飞虎队老兵去世后，他们的后代依然情系中国。像被东江纵队营救的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他的儿子就曾一边在深圳工作，一边寻找他父亲的救命恩人。多年来，他为东江纵队纪念馆捐赠父亲的遗物、在中国拍摄《营救克尔》的纪录片、公开《克尔日记》，目的都是为了铭记中国人民的恩情，并将这种友好世代传递下去。”面对记者提问，深圳“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这样告诉记者。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同声歌唱友谊地久天长。”在央视《开学第一课》的节目现场，当记者看到美国飞虎队员的后人与参与营救飞虎队的中国抗战老兵共同唱起《友谊地久天长》时，飞虎队来华时中美并肩作战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中美之间因“飞虎队”而结下的友谊从历史中走来，并向未来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