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令世界瞩目（上）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多年前，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人士一道，反抗法西斯的暴行，最终取得辉煌胜利。

　　201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并邀请世界其他国家的部队一同受阅，请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以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

　　身为著名的爱国华侨、施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施乃康对这一天的到来感慨万分。回想那曾经的烽火岁月，再看到当下国家的繁荣富强，他有颇多感触。“中国抗战令世界瞩目！”这是他在受访中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70周年庆典激动人心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年份，今年与此相关的纪念活动非常丰富。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全国各地就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作为中国抗战的首个受降地，位于湖南西部的芷江在抗战受降旧址举行了火种采集仪式和火炬传递活动；作为华南琼崖纵队曾活跃过的海南岛，三亚市在当地举行了图片实物展，并邀请琼崖纵队的老战士讲述图片上所展示的真实经历。海内外各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和平集会、两岸退役将领和平书画展、抗战网路歌曲创作比赛……在施乃康看来，这些活动具有实践性、生动性，能够唤起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并转化为当下为祖国发展奉献青春的动力。

　　“实际上，海外华侨华人在抗战中也一直心系祖国、为国家的抗日贡献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当下我们同样铭记这段历史，庆祝中华民族伟大而辉煌的胜利。”施乃康告诉笔者，这一年在海外，华侨华人也举办了各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在施乃康所在的菲律宾，8月15日由中国驻菲大使馆、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菲律宾华社各团体在马尼拉举办纪念大会。美国、澳大利亚、智利、波兰、埃及、南非等国的华侨华人也同样举行纪念活动，反思战争、不忘国耻、珍惜和平。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来说，9月3日的大阅兵是今年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最受关注的内容。宏大的阅兵场面、整齐划一的步兵方阵、英姿飒爽的受阅军人，还有各种先进的装备车辆、气势如虹的战斗机群，让人激情澎湃，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对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谈起9月3日大阅兵，施乃康无比激动。在他看来，虽然中国在过去也多次举办过大阅兵，但基本都是安排在国庆。而这一次放在抗战胜利日则更有世界意义。

　　“事实上，华侨华人也一直很受祖国的重视。这次阅兵国侨办邀请了1700名侨界嘉宾到现场观看，其中5位登上天安门城楼。另外还有400名各界侨胞代表应邀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文艺晚会，这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荣幸。”

　　施乃康强调，用国侨办副主任何亚非的话说，这次邀请海外侨胞代表参加纪念活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海外侨胞历史性贡献的全面充分肯定，一定会极大地激励广大海外侨胞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他们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施乃康感触颇多。

　　“近些年来，我到祖国多个地方进行考察，希望开展合作项目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许多地方都在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世界‘互联互通’。”施乃康举例说，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南省省长刘赐贵提到希望同东盟各省市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以蓝色经济为纽带，精诚合作，互惠互利；而在珠海这座全国著名的宜居城市，市委书记李嘉则要求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驱动，努力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这样的眼光和布局让施乃康对祖国的发展充满信心，未来将进一步加大投资新项目。

　　“在这一方面，我也应当向在侨商的钟保家学习。在海南，他不光是投资赚钱，同时也兼顾公益。例如他为解决长期困扰五指山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吃水和环保问题，先后投巨资进行淡水净化、污水处理、防水拦坝工程建设，确确实实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中国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

　　2015年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他指出，俄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而中国是“亚洲主战场”。谈及后者，文章用了“4个最”：最早、最长、最艰苦、最惨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俄罗斯人民一样是最惨重的”。

　　对于“中国是二战的亚洲主战场”这一话题，施乃康的感受颇为真切。熟悉历史的他十分了解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长年在海外的他也看到了许多外国政客抹黑、诋毁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学者低估、忽视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而民众则对中国的贡献无所知晓。这一切让他很痛心，希望自己以及其他华侨华人能团结起来一起宣传中国在二战中的重大贡献，纪念抗战胜利更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二战主要有中国、太平洋、欧洲和北非4大战场。4大战场中，中国率先开辟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个大规模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施乃康用事实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而数字的例举则更有说服力。

　　最早，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启抗战。1939年爆发的欧战，比中国抗战晚8年。而从“九一八”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长达10年间，中国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

　　最长，从“九一八”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抗战长达14年。军事科学院原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刘庭华研究发现，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时间，是苏联、美国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的3.5倍，是英国的2.5倍。

　　最艰苦的可以体现在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日军精良上，但最终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占日军在二战中军队伤亡总数的70%以上。中国军队获得如此战绩，其艰苦卓绝可见一斑。而最惨重，一方面体现在3500万人的巨大伤亡，4亿多同胞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另一方面体现在经济损失上。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例如在珠海的三灶岛，我就曾看到过万人坟、千人坟这些遗迹，它们都是反映日本在华侵略的重要罪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悲惨折磨。近期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里就有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这很有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

　　另外，施乃康还提到，中国军队在二战中对日军兵力的牵制制约了日本北进和南进战略，成为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关键。

　　“20世纪30年代，避免与德、日法西斯‘两线作战’是苏联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已大大减轻了对苏威胁。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后无暇东顾，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好时机。但由于日军被牵制在中国，日本采取了‘不介入’欧战的政策。1940年德国在欧洲的压倒性胜利和英法等国的溃败，又为日本创造了‘千载一遇’的良机，但还是因中国战场牵制、兵力捉襟见肘而作罢。”

　　“二战胜利来之不易，美、英、苏军队，东南亚各国人民，都对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贡献。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亚洲主战场的地位。中国在对日本作战中的决定性地位，正像欧洲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是毫无疑义的。”

　　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抗战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抗战。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谈到抗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施乃康表示，很多史学家都用“中流砥柱”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一表述十分贴切。

　　“如同中流砥柱挺立在潮流的最前方，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首先带来的是一种觉醒，一种奋起抗争的民族意识。面对侵略，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起抗战号召，早早举起抗战旗帜。”施乃康告诉笔者，“九一八”事变后仅过两天，中共中央就在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9月30日发表《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1936年“西安事变”后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要求“全民族抗战”……面对日本逐步蚕食中国国土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呼吁“联合抗日”。这些史实施乃康都铭记于心。“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很早就开始了抗日的行动，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联的前身）就在关外开始了打击日寇的活动。”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参与“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等多场正面战场的战斗，这些战斗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也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而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仍坚持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这对牵制日军兵力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这个话题，施乃康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补充。

　　“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战后日本解密的档案记载，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伤亡人数在140万左右，而当年，延安总部宣布解放区战场共消灭日军52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山西太行山、河北冉庄、白洋淀、山东枣庄……无论是否亲身到过这些著名的游击战发生地，施乃康对它们都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他看来，虽然这些地方发生的战斗规模不大，但时间持久、灵活性强，并与人民群众有一定的联系，更能体现出全民族抗战。而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冉庄的地道战，从一开始一条浅浅的地道，发展到1万多公里，有卡口、翻眼、囚笼、陷阱、地下兵工厂等设施，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可以称得上是‘地下长城’。”施乃康清楚地记得，这些设施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帮助冀中军民坚持抗日，让日军疲于应对。而像铁道游击队虽然不足百余人，却能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与日伪军殊死搏斗，最终迫使数千之众的日军向他们投降。这些都说明了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实际上，百团大战后日军将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主战场。”针对这一说法，施乃康援引史料进行了说明。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

　　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