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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年08月25日 星期二

北平记忆:

勿忘国耻,警示未来

刘雅睿 李娇 康晰 刘轶轩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5年08月25日   第 05 版)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通过前门大街。
  (资料照片)

  2015年夏天,游客在北京前门大街游玩。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北大红楼

  辅仁大学旧址

  天坛神乐署正门

  张自忠路3号

  东交民巷44号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北京施行残暴统治,但北京市人民从来没有屈服,他们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极大牺牲,作出了不朽贡献。

  如今在北京,除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抗战印记外,街头还散布着许多见证了当年日军侵华暴行与中国人民奋勇反抗的各种遗迹。战火的硝烟虽早已散去,但是四九城内的这些遗迹就在我们身边,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北大红楼——爱国志士血溅“红楼”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今五四大街)29号,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故名“红楼”,曾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红楼沦落敌手,改为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成了关押、残害爱国志士的人间地狱。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此地设有日军中国驻屯军宪兵队司令部、日本宪兵队本部、特设北京宪兵队总部、日本宪兵队置留所等军、宪、特务机构。

  “当年,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和拘留室就设在地下一层。”北大红楼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地下室中间为东西纵向通道,南北两边的房屋为刑讯室及牢房。其中,东侧的刑讯室内放有许多刑具;西部为牢房,正面牢门只有1米高、半米宽,牢门右下方留了一个只能送进饭碗的小洞。刑场则设在红楼后边的广场上,不少仁人志士在这里饱受摧残乃至被杀害。

  1939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就在北大红楼被关押并惨遭折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批燕京大学师生曾被关押在这里,如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著名演员孙道临等。

  “当年的审讯室和拘留室主要作为库房使用了。”北大红楼负责人介绍,红楼1943年交给伪北大使用,现在审讯室和拘留室早已看不出痕迹,但整体格局还是当年的老样子。

  如今,北大红楼的一楼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文化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传播大多是从这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主任陈翔说,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营垒,是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大红楼策划举办了系列纪念展览活动:中国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木刻版画展、“干城曲”——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书画展以及8月28日即将开展的“戏剧之戈”——抗战戏剧文献特展。

  目前,北大红楼每年吸引约6万人前来参观。“现在的展览形式除展出馆藏品外,还与其他单位进行合作,利用外来资源丰富展览的内容及形式。”陈翔介绍,在自展的同时,纪念馆还在尝试将馆藏品推出去,以扩大宣传及影响。

  2 辅仁大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

  辅仁大学旧址位于西城区定阜街1号。1937年北平沦陷后,这座著名学府努力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生命。

  辅仁大学的前身为中国天主教领袖英敛之于1917年创办的大学预科“辅仁社”。1925年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正式创办,定名北京公教大学。1927年,更名为辅仁大学。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辅仁大学成为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本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高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为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反抗日本侵略,辅仁大学成立了以研究顾炎武为名的“炎社”。1935年,辅仁大学爱国师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民族先锋队组织的活动。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北平的高校纷纷内迁或被关闭,辅仁大学与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是坚持留平办校的3所私立高校,其招生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在校长陈垣主持下,辅仁大学遵守三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挂伪国旗。这所大学坚决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坚持始终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伪编写的教材、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成为沦陷区坚守学术、坚守民族尊严的“孤岛”。此外,以《辅仁文苑》为代表的校园文学也打破了日伪的“文学思想战”。

  目前,辅仁大学旧址风华依旧。主建筑外,由40头小石狮子与校门正中一对大石狮构成的围栏保护完整;后花园里,白色大理石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十分醒目。

  今年8月,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在辅仁大学旧址举行了“探访抗战遗迹 聆听抗战故事”的活动,并发布了包括辅仁大学旧址在内的9处抗战遗迹。“当年,辅仁大学与抗战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城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的北平人民不甘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举办此次活动主要是为了加强青少年对抗战的认识,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

  3 天坛神乐署——见证细菌部队罪行

  8月12日,天坛公园举行了“天坛神乐署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而在天坛神乐署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是因为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北平驻地。神乐署北墙上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纪念碑,时刻提醒着后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神乐署是天坛建筑之一,位于天坛西门内,为明清时期演习祭祀礼乐的场所,被誉为明清两朝最高的礼乐学府。

  神乐署在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央防疫处,到了国民党时期改为陆军医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设立了大规模的细菌部队,总人数达两万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并迅速在天坛公园神乐署原有设备和设施基础上,筹建起在华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由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任技术指导。

  1939年,“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改名“华北支(甲)第1855部队”,因部队长为西村英二大佐,所以又称西村部队。该部队在天坛等处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等细菌武器,用于华北战场。资料显示,1943年8月,“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进行散布霍乱细菌试验,致使霍乱疫情在市内外迅速发生、蔓延。截至当年10月底,全市城区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

  天坛文研室负责人武裁军介绍说,随着1855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张,占领的区域面积也大大增加,包括天坛西南的天坛医院、口腔医院、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等。现在的神乐署当时是日军细菌部队的家属宿舍和杂物仓库。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陆续有人提到日本在这里曾经搞过细菌实验。”武裁军对笔者说,“2002年,我们对神乐署进行修缮时,在凝禧殿的正中央发现了一个地窖和两个药瓶。经专家鉴定与推测,应该是日军当年储藏、储存生物制品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让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每年神乐署广场上都会摆出纪念抗战胜利的花坛。天坛宣传部门负责人邢老师说,“将‘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的纪念碑刻在神乐署北墙上,就是希望市民和学生们在参观天坛神乐署时,能够牢记这段历史,时刻怀有爱国情怀。”

  4 张自忠路3号——侵华日军罪恶昭彰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是一座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大院——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七七事变”后,这里作为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是华北占领区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的最高指挥机关。

  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介绍,这里原为清朝雍正皇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府邸,清末成为陆军部和海军部,民国初年袁世凯将总统府和国务院设于此。1924年至1926年间,这里成为段祺瑞执政府驻地。1926年3月18日,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听闻后称此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1937年,北平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该院成为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东部是以喜多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冈村宁次在这里指挥了对华北地区“五一大扫荡”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者在主楼北边最后一座灰楼内的地下室建造了水牢,抗战时期很多被抓的抗战志士就关在里面。”王道成介绍说。今年已82岁高龄的王道成此前就居住在水牢上方的楼房内,还曾与东城区文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起去过水牢。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宿舍,院内主楼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4年该院被确认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将其升级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年,人民大学和文管部门共同出资对主楼进行修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尚老师告诉笔者,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人民大学适时启动了对主楼的修缮工作。7月13日,施工单位进入院内进行搭架子,工期目标为548天,包括加固、装饰、电气、给排水、采暖、通风空调等工程。“不过,由于其本身是珍贵的文物,目前还没有任何使用计划,暂不会对外开放。”

  “作为‘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和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这里曾经血泪斑斑,有着不可磨灭的抗战烙印,也是历史的见证。”尚老师说,“爱国志士将热血洒在这里,将一直激励着我们无畏向前。”

  5 东交民巷44号——“使馆大街”曾经蒙尘

  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近1.6公里,东交民巷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静谧的东交民巷隐匿在喧嚣的北京城中,堪称一方宝地。行至东交民巷44号,一个顶部带有红色五星的西式建筑尤为显眼。100多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大使馆的北门所在地,南门是如今的前门东大街23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成为日军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部。

  早在明清时期,东交民巷就开始承担接待外国使节来华学习、进贡、受赏的重任。后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该区“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东交民巷因此成为“国中之国”,也被更名为“使馆大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东交民巷使馆区,并将当时的美国大使馆辟为华北派遣宪兵队司令部,佐佐木、北野宪造、矢野音三郎等先后任宪兵司令部司令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50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渐渐地,各国使馆迁离东交民巷,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在西侧建成……东交民巷逐渐摆脱了“使馆大街”的阴影,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在东交民巷居住了50多年的郭阿姨感触颇深:“以前这里都是大使馆,现在全部都搬走了。我刚来的时候,这里最高的楼就只有3层,现在不一样了,楼层都变高了,楼也变新了。”郭阿姨对这条巷子感情很深,她说,虽然新的建筑很好,但旧的建筑不见了还会有些不舍,因为那些旧的建筑承载了过去的时光。

  在前门东大街23号,院内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正在成为开放的商业区,但5栋美国大使馆的旧建筑楼现在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

勿忘国耻,警示未来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