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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企业发展非常快，但要他们一下子走向国际还需要一些适应。先到香港过渡一下，然后再迈向海外，让他们的产品、服务与国际接轨，再推到国际市场，这样比较好。” 香港科技园公司副总裁谢建朋说，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借助香港这个平台“走出去”寻找合作，香港也有意在这方面扮演开拓者的积极角色。
该科技园现有超过400家公司，其中包含内地大企业如比亚迪、华为、华大基因等的身影。改革开放30多年来，香港对内地发挥的独特中介功能，主要是“引进来”。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将快速增长，走出国门的企业会不断增加，香港迎来了一个新的机会，那就是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不二平台。
“转身”的时代已经到来
谢建朋的话放在今天的香港，更有与时俱进的特殊意义。香港早就以沟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来进行重新定位。在光大集团高级研究员周八骏看来，中央的“一带一路”战略，给香港提供了更新的机遇。仅仅做“超级联系人”还不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香港的角色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香港曾经是内地改革开放的独特窗口和前沿引领者。内地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变化。回归以后，内地对香港的重要性、影响力，比过去大大上升，所以两地间出现位置互换也就在所难免。
“现在倒过来，‘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出去，香港就要像一个人一样，要转一个身：过去是背靠西方、面向内地，把西方的影响输入到内地；现在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要帮助内地的企业、内地的资金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合作，打造经济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打造命运共同体。”周八骏表示。
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香港的竞争对手在“走出去”和“借东风”方面都十分积极。特首梁振英举例说，在“一带一路”机遇上新加坡也在行动，而且新加坡在东盟国家方面还更有优势。香港要依托内地实现转身，必须面对强力的外界竞争。
“无形的边界”形成阻力
不仅有外在压力，阻碍转身的内在因素也不小。往深里说，香港在经济上越来越需要依靠内地，相较对西方经济的依赖性在下降，但在政治上依然受西方很深的影响。从这次政改的过程可以看到，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所形成的“无形的边界”。
在周八骏看来，“无形的边界”就是由于长期受英国的殖民管治、长期受西方意识形态的训导、长时间跟祖国母体分隔，使得香港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对管治起决定性的文化是西式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多体现在香港人的习俗和生活习惯当中，但对这个城市，有时不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周八骏强调说，那些“无形的边界”阻挠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关系的深化，使得两地经济融合遇到了障碍，也就影响了香港顺利“转身”，影响香港对世界大事变化的认识。
前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刘佩琼说，以“占中”为例，有部分政客刻意制造困难，以情绪化、“针对个人”的反对声音，令特区政府难以有效作为。特区政府推动政改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立法会反对派拉布，把香港的脚步拖慢了，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都有所迟缓。梁振英说，要把过去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因为时不我待。要完成一个姿态曼妙的“转身”，香港还在路上。
踩准步点要多管齐下
“超级联系人”要由内向外转身，踩准的第一个步点自然是“一带一路”。梁振英乐观表示，建设“一带一路”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同时也可为香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比如，“一带一路”涵盖不少伊斯兰国家。特区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去年和今年都发行了伊斯兰债券，投资者反映较好，相信香港将可发展成为伊斯兰债券的集资平台。
依托内地面向海外，特区政府也将加快在海外的布点，增设经济贸易办事处，包括论证在“一带一路”沿线选点和布点的策略问题。
梁振英近日受访时还表示，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区政府在经济上必须放弃过去的“积极不干预”思维，“适度有为”地引导和配合企业。他举例说，政府正在研究和评估引导的合适方式，包括是否设立专门机构，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这可以看作从思想上“积极转身”的一个信号。
否定政改方案之后，香港需要回归理性和务实，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中心，这已成香港社会的共识。但如上述分析所言，“无形的边界”依旧横亘在那里，既阻挠了香港和内地经济关系的深化，也影响了香港顺利“转身”。除了打造“经济利益共同体”，如何在政治和文化上进一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漂亮转身提前蓄势，也是绕不开去的一环。
用北京大学学者强世功的观点来看，之前的“旧香港”时代是从英国或西方世界的视野来定位香港的发展方向和身份认同，而“新香港”时代则从中国的视野来进行重新定位。从旧到新的“转身”，就是要重新划定坐标系，认识自己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这种思路，与周八骏的“经济转身”战略可谓异曲同工，很值得那些力保香港稳定繁荣的政治家和关心自身命运的港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