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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中国大学，集体内迁，纵使遍地战火，弦歌依旧不辍。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文化和教育薪火相传，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得以保存。
时至今日，每当后人来到抗大旧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安谷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等文化旧址时，总能体味到这些代表着不屈精神的文化地标，所承载的那份顽强与执著。
大学内迁：
炮火中读书声不绝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抗战时期，无数海内外优秀中华儿女奔赴延安，抗大规模空前发展，后来在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12所分校。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参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得“抗大抗大，愈抗愈大”。而今，经过复建，在抗大纪念馆，人们可以通过各类馆藏文物，遥想当年抗大的历史风貌。
战火纷飞之中，大学内迁同样惊心动魄。卢沟桥事变后，众多华北及沿海城市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南迁、西迁，各高校师生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地，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大学内迁在战乱之时，极其艰苦，并且由于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各学校所到之处，皆为落后山区，无不备尝艰辛。令人称奇的是，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
故宫南迁：
文物搬迁创造奇迹
抗战期间，历代书画大师的真迹，数万份珍贵的历代史料档案以及国宝级青铜器、陶瓷器，故宫南迁文物在艰苦甚至是惨烈的战争环境中，虽然辗转大半个中国，但文脉不绝、精神不灭。
这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1.9万余箱文物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迁移：南线，最重要文物经南京、长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文物由水路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地迤万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才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创造了中华民族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在这场文物大迁移中，文物工作者们不畏艰险，接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生命洗礼，文物存藏地的民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如今，当年保护国宝的行动，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文物存放地已被很好保护起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在四川乐山安谷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陈列着的陈旧照片、泛黄的信函、详细的文字介绍，向观众还原出了70多年前的历史，讲述了那份守护、责任与情感。
名人故居：
旧址见证难忘岁月
随着文化内迁，许多名噪一时的思想文化界人士云集西南，抗战进步文化如火如荼，在疾病、轰炸、贫困之中，凭借着顽强的精神，他们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而今，那些散落在巷陌的名人故居，宛如珍珠一般，串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成为抗战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12月，徐悲鸿的名作《巴人汲水图》以1亿多元成交，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幅价值连城的名画，便创作于抗战时期的重庆。如今，来到徐悲鸿当年居住的盘溪石家花园，站在旧居旁，还可回味缅怀徐悲鸿忧国忧民之情。
广西桂林去年启动了文化标识建设，首批设22个标识反映抗战文化，通过这些标识，人们可以寻找到何香凝、茅盾、田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名人在桂林期间住所的旧址，也能在身边发现叶挺被囚处、《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等重要的文化机构旧址。
抗战的文化旧址分布广泛，类型十分丰富，目前，中国多地纷纷保护并修缮多处抗战遗址，并最大限度向公众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和调查也正在开展，这一处处抗战文化地标，成为无数人寻访抗战精神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