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敕修大藏经》喜获重印

　　经过连续6年的整理、清洗、修复之后，如今，有270多年历史的《清敕修大藏经》经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修复基地找到了新家，69410块原始经板，安静而有序地摆满文物库房。以这些经板为母本，用特制的宣纸、按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刷上“一得阁”特制的墨，就印出了新的经文。新印出的经文，从经板上揭下来，经过针、折页、吹配等十几道传统工序，最后装帧成册。翻开封面时，依然能令人感到文化在这里轻吟浅诵，历史在这里传承有序。

　　与这些经文的先辈不同，从这些古老的经板身上，不仅重新诞生了80部完整的经文，而且在经过初步的清洗之后，首次生成经板的数字化档案，即独立的“电子身份证”，这一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今夏的北京，雨水丰沛，在绵绵小雨中，记者走进修复基地的大门，《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修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崇起讲述了《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诸多故事。

　　清敕修大藏经是什么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有多个版本。中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始于北宋开宝，继之，历朝纷纷效仿。清朝也不例外。《清敕修大藏经》又名《乾隆大藏经》或《龙藏》。记者看到的，正是《清敕修大藏经》的经板。

　　《清敕修大藏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全书不仅有佛教经典，还收录了元、明、清历代高僧大德的章疏、论著、语录、史传和目录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价值。

　　从修撰时间上来说，《清敕修大藏经》始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当时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住持等主持；从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1738年）竣工，雕成经板79036块。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1669部，7168卷。其中，正藏48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漆字；续藏239函，千字文编次由书字至机字，内容较《永乐北藏》有所增减。

　　需要说明的是，《清敕修大藏经》雕毕以来，在乾隆时期，还经过了三次抽毁、撤出，主要是乾隆皇帝曾分别于乾隆三十年、三十四年、四十一年下旨，共撤毁了800块经板和其对应的近百卷典籍。在这些撤毁的经板中，包括了钱谦益的著作，武则天、明永乐皇帝等前朝帝王撰写的文章等。因此，初雕初印的《清敕修大藏经》，罕见全帙。

　　“关于乾隆删改《清敕修大藏经》的情况，在经板中也得到了体现，一些经板上面的部分内容，有明显地被人为铲去的痕迹。”韩崇起说。

　　2009年，受北京文物局委托，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承接了《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修复项目。他们想要恢复重印的，便是未经删改过的乾隆初刻初印本。

　　在白塔寺找到古本经书

　　煌煌《清敕修大藏经》，一共7168卷，每一页经文都是先刻在经板上才进行印刷。经板用的是梨木，双面雕刻，一部《清敕修大藏经》，需要多少块经板呢？答案是79036块，一块经版重约4.5公斤，放在现在的仓库里，一共码了66排架子，从地板一直摞到到天花板，摆得满满当当。

　　别看现在这些经板排列有序，历史上曾多次更换存放地点。据了解，乾隆三年（1738年），《清敕修大藏经》经板刊竣后，先存放于故宫的武英殿，后因体量巨大，请印不便，全部经板从故宫的武英殿挪至柏林寺。上世纪80年代，经板又从柏林寺挪出，在此后的30多年中辗转多地。最后到这个项目组接手的时候，不仅顺序已被严重打乱，还有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佚失或损毁了。

　　“经过清点，我们最后发现，经板现存69410块，佚失9626块。现存的经板中，还有1万多块残板，有的长毛了，有的糟朽了，就是说，20%的经板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所有这些清点工作，都是一点点做的。”韩崇起介绍说。

　　为彻底改善经板保存环境，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按博物馆木质文物标准，兴建了上、下两层近2000平方米的永久性经板专用库房。库房内安装了消防、安防设施，配备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还为经板量身定制了660个高255厘米、宽80厘米、长120厘米的经板架，使经板能够按序、分层、整齐地码放在经板架上。

　　与整理和清洗经板同步进行的，是寻找一部完整的初印本。虽然藏有《清敕修大藏经》的寺庙有多座，但年深日久，想要找出一部完全没有损失、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经书，并不容易。为此，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先后走访了山西五台山的塔院寺，辽宁沈阳的慈恩寺，江苏苏州的西园寺，湖北武汉的归元寺，北京的广化寺、白塔寺、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浙江图书馆等全国著名的寺院及藏经单位。

　　最终，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采用的经书样本之一，是北京白塔寺所藏的一部经书，这当中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据载，1976年大地震时，白塔寺曾遭一定程度的破坏，后来维修时人们发现，原来白塔寺的塔刹中竟还保存着一部大藏经，而且是初刻初印的版本。当时，那些经书没有书函和封包，都是用牛皮纸严严实实地密封着的，但是，由于时间实在太久，有些经书已经变得硬如木块，除非采用特殊手段，否则难以揭开，另外，有些经书还被积水浸泡过。    韩崇起记得，当时，他们找到白塔寺，带着专用的扫描仪，在文物部门和寺院方面的合作下进行扫描，扫描仪都用坏了好几台。

　　后期，由于扫描中出现了一些皱褶和不清楚之处，另外，还有一些缺失，他们只好继续寻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听说，辽宁的慈恩寺藏有一部经书，遂驱车前往，打开一看，其中正好包括了部分缺失的内容。他们大喜过望，由是又补足了一部分缺失的经书。

　　就这样，这几年，只要听说哪里有《清敕修大藏经》的线索，他们都会直奔当地，反复核对。在对底本做原大扫描的基础上，采用电脑技术对底本进行修版、拼接等数字化处理，并邀请专家研究、论证各版本不同之处，最终确定补刻经板所依据的初印本内容。

　　首批重印了80部

　　由于部分经板的缺失和残破，加之原来的经板多年未清理，已积累了厚厚的灰尘，需要清洗后才能重印。

　　先说清洗经板。经板是梨木的，不能简单用水清洗，于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工作人员用特制的喷壶装上矿泉水，加热后喷出水蒸汽，然后用软布进行清洗、擦拭。6万多块经板，都经过了这样小心翼翼的“洗澡”过程。

　　再说补刻的新经板。过去的经板用的是梨木，现在要补齐佚失、残损的经板，从木材的选择到雕工，都需要反复研究。在陈列室里，摆放着一排补刻经板使用过的木板，都是曾经试验使用过的木材。韩崇起介绍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符合原经板规格和数量的梨木板材了，其他各种木材试刻经板都各有优缺点，有的是材质太软，有的是制成经板后不经印，印得多了就质量下降，还有的是木材产量太少，不能满足补刻经板所需的量，最后，他们选择的是原产于非洲的花梨木。

　　木材有了，雕刻印刷也不容易。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还原传统的雕版印刷工艺，难度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人员到北京荣宝斋、武强年画博物馆、扬州等地的博物馆考察学习，请刷印技师到公司进行刷印讲课、示范、培训工人。正式印刷前，他们用雕刻的佚失经板做刷印试验，反复进行刷印练习，探索墨兑水的比例、经板上墨的多少与宣纸载墨的适应性。他们先后试验了20多种宣纸，最后采用了安徽泾县明星宣纸厂生产的宣纸。

　　2014年底，经板的修复和补刻工作基本完成，开始重印《清敕修大藏经》，他们聘请了故宫博物院等的专家来传授技艺，培训工人，从浆糊的调配，纸捻的用纸，折版的制作，到配页台的位置摆放，再到折页尺寸的统一，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最终确立了断页、过针、裁眉、折页、吹配、齐栏、点粘、定型、光边、上护板、 粘签、装函套等一套完整的经书装折工艺流程。最终，一共刷印了80部。

　　每部经书都体量巨大。在陈列室里，记者看到，这里摆放着一套完整的刷印、装订完成的《清敕修大藏经》经书，占据着长18米、高2.7米的一面墙。

　　“《清敕修大藏经》经板数量众多，保护项目工程浩大，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今后的工作。”韩崇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