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古匾进京来

　　今年，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县书院，迎来了3200块古代牌匾。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通州博物馆老馆长周良，仔细观察半天以后说：货真价实！这么多古代牌匾汇聚一起，是文物界的一大盛事！

　　这些古代匾额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而来的。年代最早的是宋代嘉定庚辰科（1220年）状元刘渭题写的“进士”匾，最晚的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上世纪80年代作为社会学者，为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题写的“瑶王殿”匾。

　　说起牌匾，旅居漷县的收藏家李烈钧女士如数家珍：有清朝民国皇帝总统题匾10多块、六部尚书题匾80多块、一省和几省及直隶总督题匾60多块、各省巡抚和布政使及民国省长题匾100多块、翰林题匾500多块……

　　这里面，还有两类特殊的匾。一类是古代状元、榜眼、探花题匾128块，且有历史上最后一个“三元及第”陈继昌的题匾。周老馆长太清楚了：状元、榜眼、探花是中国科举的象牙塔尖，在古代考中进士已十分难得，状元更为稀奇，状元、榜眼、探花属于一种地域性的荣耀，收集128块状元、榜眼、探花牌匾，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另一类是百岁和五代同堂牌匾30块，其中夫妻双双超百岁的牌匾两块。周老馆长觉得不可思议：清代人平均寿命33岁，民国至1949年平均35岁，五代同堂是指一个家族五代，比如爷爷奶奶，父母，本人夫妻，儿子儿媳，孙子均健在，无一人离世，在人均寿命不到40岁的时代，五代同堂太不容易了。

　　牌匾，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产品，它能见证家族的兴衰、士子的荣耀。

　　周良说，在封建社会，立匾是很有讲究的。每逢喜庆事、重要的大事，如中举、考取进士，获得奖励，朝廷诰封，升迁、乔迁、寿庆等，要由有官职的人题匾。赠送牌匾的仪式十分隆重庄严，最起码要张灯结彩、鸣鼓舞狮、鞭炮齐响。

　　这些经历历史风雨的老匾背后，有什么故事呢？李烈钧举了两例。

　　一块来自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祖孙叔侄兄弟登科”牌匾，记录的是清代全州县桥渡乡谢氏家族“一家三解元”的科举荣耀。清初的谢明瑛为广西乡试解元，侄子谢赐履以举人身份官至山东巡抚，孙子谢济世（康熙五十一年三甲八十八名进士，庶吉士）、谢庭琛皆为广西乡试解元。谢赐履子谢庭琪（雍正五年三甲六十七名进士）、庭瑜（乾隆二年三甲一名进士）双双殿试进士。其中，雍乾年间谢济世嫉恶如仇，为民请命，一生四次被诬陷，三次坐牢，两次丢官，一次陪斩，一次充军，是清中期“文字狱”下文人经历的缩影。

　　另一块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褒奖某姓官人的“慈孝杨府”牌匾，则让大官人后人丢了祖先的脸面，大总统若泉下有知也会“不好意思”。某姓官人四子分家，长达5.18米、高达1.58米的巨型牌匾，也分为四份，锯掉1/4后，另三兄弟觉得愧对祖宗，没有再分拆下去……收藏者费了大量功夫，也无法消除锯去的痕迹。

　　喜爱传统文化的李烈钧，最初收集这些牌匾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种中华特色的文物。这些牌匾一度成为农家的猪圈挡板、猪菜剁板、农产品储藏垫板等，现在能够回到文化的殿堂，只是找到了安身之所，下一步还需要修补、分类，挖掘其文化内涵，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建设专题博物馆，还可以借助牌匾实物，研究中国古代书法、雕刻、礼仪，光大中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