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厕所革命”

　　我关注并参与中国“厕所革命”已有20多年。虽然现在“革命”仍未完成，但是情况比当年要好很多。

　　上世纪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数以万计。1994年8月，国家旅游局对全国旅游公厕满意率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海外游客的满意率仅为10.4%，不满意率为49.4%。有外国游客调侃说：“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臭名远扬。”“连厕所都搞不好，还搞什么现代化？”

　　1993年底的时候，北京市的公厕约有5.7万座。从总体数量上看，可谓世界之最。但是，由环卫部门管理的6800多座公厕，只有不足30%的位于街道和公共场所，而在主要街道和繁华地区的仅200余座，其中长安街上仅有3座，其余70%以上分布在胡同和街巷内。居民居住区公厕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当时联合国一份资料表明：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数量居世界末位。

　　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首都公厕的质量。国家关于厕所的四类标准：一类、二类要做到有独立便器、洗手池、整容镜、全天保洁、专人管理。三类、四类是沟槽式，有隔挡设施的为三类，无隔挡的为四类。据当时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大街小巷，一类公厕50余座，二类70余座，三类750余座，其余都是极为简陋的四类甚至不上类的公厕。也就是说，达到三类以上标准的只占公厕总数的10%。

　　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和飞速发展的经济，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已成为摆在全国各大城市面前的共同课题。

　　1994年4月，由我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以“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为题，在《北京日报》连续载文，探索公厕改革的途径，呼唤一场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1994年4月至7月，课题组又研究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同年11月15日，大赛截稿，课题组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和美国、澳大利亚的作品340多件。参赛人员有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工人、部队战士、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5岁。

　　公厕设计大赛在我国尚属首次。它旗帜鲜明地倡导了“公厕革命”这一现代文明概念。正像美联社、路透社等国外新闻媒介所评论的：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形象的一次胜利”。

　　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政府对厕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就再次提到了“厕所革命”。从城市到乡村，“厕所革命”再次回归人们视野，中国厕所状况的改善再度迎来机遇。

　　（作者为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兼《文明》杂志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