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白求恩：哈励逊医生

　　之所以将哈励逊称为“第二个白求恩”，除了哈励逊也是加拿大人之外，他还与白求恩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与白求恩不同的是，哈励逊来到中国，完全是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进行的战后救助工作。

　　联合国救济总署，是二战即将胜利之际，在1943年由44个同盟国成立的、第一个以联合国名义实质运作的机构，中国也在其中。其主要职责是救助饱受战争灾难、流亡在异国他乡的同盟国人民。联总在中国的战后救济活动，主要分为救济与善后两大部分，是通过与当时的民国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救济总会合作进行的，并按照1943年联总大会总决议条款精神，即凡联总所属物资，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将根据该地人口的相对需要公平地分配或分发，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

　　据上述条款，联总派出代表，进入山东、察北、冀热和苏北解放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山东、察北、冀热和苏北解放区，主要缺乏医药，民众并不缺粮，如山东的临朐、太和等地流行恶性疟疾、脑膜炎和黑热病，而国民党控制的长江流域普遍缺乏粮食供应。经过多方协调，联总在资助解放区的物资中安排了不少药品。据统计，联总直接援助解放区的各类物资超过10万吨，价值1000多万美元。来自加拿大的哈励逊就是负责将药品送抵解放区的联总医务官之一。

　　哈励逊的全称是铁尔生·莱弗·哈励逊，1881年1月5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铁尔森堡镇，与白求恩是同省人，但比白求恩年长9岁。他的祖父是安大略省的银行家，外祖父是安大略省铁尔森堡镇的创始人之子。少年时代家庭生活环境优越，但他拥有一个不安于现状、永远挑战未知世界的灵魂。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离开家乡，先后以随军医生身份参加美西战争，此后辗转世界各地，最后到达香港、上海，在此期间曾经参加中国红十字会。1946年1月参加联总在中国的战后救济工作。

　　1946年4月，哈励逊受联总之命赴北平筹备医药物资，并结识了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叶剑英、黄华等人。这年夏天，他负责押送280箱医药用品从北平启程，奔赴邯郸解放区。这一路尽管艰苦，但还是在9月9日安全抵达了邯郸，受到了当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领导人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人的接见。

　　1946年12月4日，哈励逊再次受联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等单位的委托，开始了第二次往解放区押送药品的行程，这次押送40吨医药器械和20吨纺织品，共有3个车皮，从上海运抵邯郸。但这一次路途却是异常艰难，原因是国共内战在即，哈励逊途经的地区包括南京、徐州，多是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的战区，在各种阻挠、刁难之下，本来只有3天的行程，一直拖延了14天，直到1月19日才抵达开封。就是在这次押送途中，哈励逊不幸身染重病，1947年1月10日病逝于山东张秋镇。

　　1947年2月15日的《密勒氏报》，全文刊登了哈励逊生前对这一押送历程的记载：“在南京郊区的货车站的侧线上，莫名其妙地停留了四天”，“我们于10日早晨3时赶到徐州，在离车站一英里的侧线上又等了四天”，“我们于凌晨1点离开徐州，开出后在第一个车站停下，停在侧线上”，“被火车头抛弃了”。整个路途上，哈励逊除了不停地发电报、协调车站等工作之外，还要照看所押送的物资不被沿途饥民、流民偷窃。隆冬时节中国北方野外的严寒以及路途延长后食品缺乏带来的饥饿，使哈励逊不幸身染重病。哈励逊在笔记中写到：“偷窃日日夜夜都在发生。我的一床毯子、鞋子、衬衣在睡觉时被偷了，最后帆布网球鞋也被偷了。我们的脸和手都冻肿了，裂了……有一只大脚趾已经变黑了，几乎不能走路，非常疼”，“这儿根本没有饮用水，只能煮沟里的水喝。这里的水又臭又脏，因为这条沟同时也是公共厕所……我没有食品配给，全靠到各个车站上买食品，但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

　　1947年2月7日，联总、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在上海举行了哈励逊逝世纪念仪式，宋庆龄出席纪念大会。解放区救济总会驻沪代表在会上宣布，为了纪念哈励逊医生，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国际和平医院更名为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这所医院，几经辗转，今天坐落在河北衡水，是当地唯一的三甲医院。在河南开封，有“夏里逊（即哈励逊）小学”。1988年，邓小平为纪念哈励逊专门题词。哈励逊半身雕像坐落在今天的上海妇幼保健站的院内。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出席了河北、河南、上海三地与加拿大共同举办的纪念仪式。

　　迄今为止，哈励逊医生的事迹一直被河北、河南和上海等地的人民传颂着。坐落在衡水的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还保存着70年前哈励逊费尽千辛万苦送来的折叠式手术台、盲肠镜等医疗器械。这在1946年的中国，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它凝聚着哈励逊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所践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它超越了民族、政治、国别的界限。正如联总驻中国负责人在纪念哈励逊医生的追悼会上所谈到的，“联总有机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证明世界各国为人类的福利事业和建造一个和平世界，能够共同有效地工作”。

　　2015年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基于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对各种挑战而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观。而联总医生哈励逊的事迹，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70年前的最好实践。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人类尚且可以携起手来，超越种族、文化、制度的不同，互相理解，形成共识，那么历经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