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纪录电影可劲上院线

　　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不一样

　　据悉，最近一段时间，一批国产纪录电影纷纷准备上院线放映，如雷禾文化传媒拍摄、以嫦娥奔月等民族文化为背景的《月亮》，五星传奇文化传媒等单位拍摄、同名电视纪录片今春播出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青藏高原题材的《第三极》，以及中央新影集团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出品的《代号保尔》和《日本战犯忏悔录》等。此外，央视一些纪录片人也正在操作和筹备几个项目。这应该还不是冰山的全部。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和电视纪录片的巨大进步，愈来愈多的业内人士看到了纪录电影发展和突破的可能性，正在行动起来。

　　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介绍，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颁发公映许可证的纪录影片有24部，超过2013年的18部和2012年的15部。2014年，院线放映纪录片7部，总票房为1815.98万元。但是，中国电影市场2014年总票房直指300亿元，纪录电影可谓贡献甚微。以大型真人秀《超级男声》为题材的纪录电影《我就是我》采用商业电影宣发策略，并且前期众筹获得500万元票房，却最终止步于670万元门槛。《乡村里的中国》获奖无数，口碑如潮却无缘电影院，《金色时光》《飞鱼秀》《报国之路》等影片也尝试登陆院线，并开展了一定的市场推广，但票房和传播力却不尽如人意。“试图接近纪录影视作品本性、尝试通过商业化运作实现市场突围的作品逐年增加，但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仍然不多。”他说。

　　对于目前这批将走上院线的纪录电影，张同道认为制作者的热情也是高于理性判断的。他指出，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电影最保守的宣发费用是500万到800万元，大片甚至需要800万到1000万元，很多片子的发行和制作费用持平。对于投资一二百万元起步的纪录电影来说，这么高的宣发费用是望尘莫及的。

　　张同道认为，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有本质的不同，电影院是个封闭系统，在电影院里，观众不会看了前头两三分钟就走，但一定是在去影院之前有足够的议题，吸引观众花钱去看片。电视纪录片是在开放空间观看的，如果不好看，观众会马上换台，这决定了电视的叙事节奏要比电影快，包袱的密度要比电影强，要有喋喋不休的信息，时刻拉住观众。所以，“不是在电视上放得好的纪录片，搁电影院里效果也就一定好。”

　　纪录片上院线方方面面都谨慎

　　今年4月下旬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高峰论坛上，有嘉宾兴奋地谈到，4K超高清拍摄的《第三极》电影版，马上会在大银幕公映。但是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好消息传来。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三极》导演曾海若明确表示，“《第三极》的院线发行本质上还没有什么眉目，我们正在准备发行中，是一种等待观望的状态。”他说，“走进院线不是难事，电影版的手续、程序都走完了，但是让它在院线上获得在电视上一样的轰动效应，现在看是比较难的。”他认为有如下原因：观众还并不习惯花钱去看纪录片，还需要培养观众；纪录片想要上院线，还需要一些技巧，比如《第三极》毕竟最初定位是电视纪录片，比较重视电视和网络的发行，没有那么重视它的电影发行，所以，电影放在了电视播出以后好几个月才开始，“如果将电视版和电影版衔接好，可能效果更好”。

　　“纪录片要想进院线，必须具备话题性和视觉奇观这两个必备条件。”张同道认为，日前公映的《旋风九日》应该获得更理想的票房，但它的目标观众基本没进电影院，“现在电影的主流观众才20多岁，这个片子的目标观众应该是感恩邓小平、感恩中美建交的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人，或者第一批大学生，但这批人基本不是电影观众。”

　　曾海若认为，正是因为近年来在院线放映的纪录片只有法国雅克·贝汉的《海洋》获得了成功，其他像《旋风九日》《千锤百炼》等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所以对其他纪录片上院线有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在纪录片教学科研与拍摄制作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张同道手里，目前也有一部去年完成并且已经拿到龙标却暂时没有上院线的纪录片，“没有合适的机会，也没有宣发的费用，如果随便就上院线，肯定是‘一日游’。”

　　曾海若说，院线和发行方看到《第三极》电影版都表示很喜欢，但没有人能清楚地预料这样一个片子投入院线以后会怎样，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发行，他们还是非常慎重。

　　纪录电影的理想市场依然遥远

　　现在，很多国产纪录片像《第三极》一样，拥有电视版和电影版两个版本。曾海若介绍，《第三极》电视版每集45分钟，共5集，电影版为82分钟。再比如2009年播出的张同道执导的电视纪录片《成长的秘密》有18集，每集45分钟；电影版名为《小人国》，片长也是82分钟。其实，《海洋》也有电视和电影两个版本。在韩国，电视台与影院之间互动密切，电视台播出的受欢迎的纪录片便会剪辑电影版在影院上映，而影院取得高票房的影片，电视台则会收购版权，韩国2014年入围票榜前十位的影片中，有3部影片是在电视上播放并受到关注后在影院再次获得成功的。

　　张同道指出，套拍在当前形势下，主要是为了稀释投资成本，因为只需要在拍摄电视纪录片的成本上增加大约30%，就可以剪出一部纪录电影，而纪录电影不但可能上院线，还可以卖电影版的电视版权，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导演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美国每年有100多部纪录片上院线，韩国2009年的《牛铃之声》有约290万观众，2014年的《亲爱的，别过河》吸引了约500万观众，台湾的《看见台湾》在票房和人文深度方面大放光彩。对此，我们有什么可借鉴的？

　　曾海若说，简单的借鉴其实是没有用的，“我们学不了，也学不成，最重要的还是去拍电影化的纪录片，不断进行总结和改进。我觉得如果《第三极》最先开始就设定为商业化的、很奇观的纪录电影，也许比现在要好。”记者请他给出一个国产纪录电影开始盈利的时间点，他非常乐观地说：“一两年内就会有在院线至少可以持平的、不赔钱的纪录电影。”

　　但张同道认为，这些年纪录片发展态势良好，但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不能单纯地乐观，“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纪录片平台和电影发行放映机构能赚钱，生产方是赚不了钱的，生产方只能赚制作费。拿电视纪录片来说，专业频道收购好片子，也就几千至万把块钱一集，央视纪录频道收购最高价是50分钟5万元，可是5万元收购的档次最高的片子，制作费至少要一集100万至150万元，非首播和地方频道的收购价低至5万元的一半以下。所以，纪录片的理想的市场依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