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黄量院士（拳拳之心）

　　第一代“海归”艰苦创业

　　1949年，黄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据说，她是这所世界名校第一位外籍化学女博士。黄量由原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主任泰勒教授推荐赴康奈尔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同避孕药之父杰拉西教授等著名科学家合作，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像许多海外知识分子一样，黄量和她的丈夫、同为康内尔大学博士的刘金旭一起，做出了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决定。1956年，作为周总理邀请的科学家之一，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11年的黄量夫妇，告别了优越的生活和理想的科研环境，带上4岁的女儿刘觉，踏上回国之路。

　　那时候的新中国一穷二白，黄量博士和其他先后归国的第一代“海归”一起，用自己带回来的简陋玻璃仪器和小型设备，一步一个脚印地为中国的药学研究奉献着心血，成为共和国科研领域的第一代拓荒者。在他们的拼搏和奋斗下，一个我们自己的药物研发及相关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并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不知疲倦地忙碌在实验室

　　作为文革后首次高招的77级学生，我198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在老师尹冬冬推荐下，报考了黄量教授的研究生。不久，我收到了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幸运地成为黄老师的硕士生。

　　成为黄老师的学生后，我马上被她无比充沛的精力所感染，每周7天从早到晚没见她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们总能在图书馆看到黄老师夫妇的身影。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一直在休息日查阅文献材料、追踪国内外最前沿的科学进展。后来我才慢慢得知，其实黄老师身体并不好。在1974年从事抗癌药三尖杉酯碱研究时，她被查出患了直肠癌。但在住院期间，她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一方面继续指导实验室的工作，还抓紧时间编写了药学专著《癌的药物治疗》的有关章节。大创面直肠切除及相关手术从中年开始就给黄老师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但即使我们每天同她接触的人，也没有注意到她和健康人有什么不同。她一如既往不知疲倦地忙碌在实验室、办公室以及国内国际所有需要她的地方。2008年，88岁的黄量院士又因为乳腺癌做了手术。回家后，她又马上开始了工作。

　　这一幕定格在记忆深处

　　入学不久的一天，黄老师要我到她家谈试验的事，那时她已几天高烧无法起床。当我敲开老师的家门，迎接我的是无法忘怀的心灵震撼：一间十分拥挤的卧室，床上是靠着枕头咳嗽的老师，旁边有一个书柜，房间里到处是书籍、杂志和文稿，一张应该是吃饭用的折叠桌也堆放着各种资料……这就是老师的家吗？一位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名望和她的真实生活环境定格成一幅反差巨大的画面。我愣在那里，眼前的一幕深深定格在记忆深处，至今难以磨灭。 和对工作兢兢业业相反，黄老师对生活却要求不高。上世纪80年代初，黄老师曾代表中国科学家去参加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而行前竟连一套像样的正装都没有，一位老师逼着她去做了一套西服，调侃地说“不能有失国格”。

　　老师的科研成果惠及民生

　　老师一生恪守科学标准，在她的严格要求下，包括代培和合作项目人员在内的一代年轻科技人才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药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一直是黄老师的心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光努力做学问，而且坚持尽量把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的科学杂志上。“我们一流的科研成果都发到国外的杂志上，中国自己的科学杂志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看！”老师最为人知的是抗肿瘤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成就，其实她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在1956年到2010年的50多年里，黄教授领导和参加的新药研究涉及抗肿瘤、心血管、抗病毒、甾类激素、计划生育、抗寄生虫、肿瘤预防等众多领域，其中多项成果应用于临床治疗，并获得了包括卫生部奖、国家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奖等多种奖项。

　　老师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但我们依然觉得她离我们并不远。老师一生沉浸于新药研发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看起来枯燥乏味，寂寞清冷，但她自己一定觉得浪漫无比，极其满足。她和同时代的老科学家们在以前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为祖国奠定了民生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片天地。 

　　（作者为国家千人计划海外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