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两岸交流如火如荼地展开,人员往来频繁,密切得如同一家人。但38年前的1977年,还很少有大陆人直接接触台湾同胞。
1977年2月中国与西非利比里亚建交。我作为首批建馆人员被派往那里工作。一天,我馆经参处一位年轻的同事外出办事回来说,他见到了海峡那边的人。大家都仿佛听到了天外来讯,十分惊讶和新奇。虽然当时两岸关系处在严重的对立和敌视状态,双方没有任何往来和接触,相互之间成见和偏见很深,但是同胞之情还是藏在内心深处。大家急切地发问,他是啥模样的?是否留长头发?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我的同事说,当时,他正在银行办事,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背影,后来他回过头来,他们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很快就把目光避开了,谁也没有理睬谁。他穿着一身淡色西装,个儿不高,人不胖不瘦,看上去30多岁,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肤色与广东、福建一带人差不多,神情显得有点局促和不安。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几位同事说,他们在百货商场、布店、食品店等地方多次邂逅几位台胞。能在偏僻的非洲国家见到讲汉语的黄皮肤中国人,心底难免升起他乡遇故知的特殊情愫。后来大家先是试探性地寒暄问候,聊聊当地风土人情,进而介绍各自的一些基本情况,见面的次数多了,就逐渐熟悉和亲近起来。几位台胞曾经是台农耕队队员,后来自愿留下来在当地经商和耕作,大多生活在远郊区。
大约又过了半年时间,双方越来越熟悉,台胞热情邀请我们去做客。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一位年轻的台胞开着车来接我们,我馆办公室主任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应邀前往。驱车大约45分钟时间到了他们的住地,他们的住所掩映在热带树木之中。我们十分高兴,当双脚跨入他们的院子,仿佛跨越了台湾海峡,登上了心仪已久的宝岛。我们每个人兴奋不已。院子收拾得十分干净、整齐,花木扶疏,一派盎然生机。看出主人对绿色热带作物的喜爱。七八位台胞已伫立屋前,满面春风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大家一一握手后入厅坐下。客厅的布置陈设,弥漫着闽南家居气息,大多是竹制和木制家具,令人倍感亲切。家里的女主人让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喊我们“叔叔、伯伯”!那稚童带着几分羞怯的亲切呼声,如同美妙的音乐入耳,顿时消融了彼此间的陌生和隔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小妹妹真可爱!”主人给我们沏了台湾特产的高山茶,又从冰箱中取出可口可乐、芬达等当时在大陆见不到的饮料,还端出台湾风味糕点。我们都是平生第一次尝到具有台湾特色的食品,感觉美味,更感到一种难得的亲切。台胞们也高兴地品尝我们带去的北京果脯、芝麻糖、花生、瓜子等。小女孩高兴地边吃边说:“真好吃!”我们还带去了龙井茶和长城葡萄酒。他们仔细地欣赏着杭州西湖和长城的标识,连连夸奖。
双方边吃边聊,在笑声中度过了2个多小时。告辞时,他们一直送我们到院外路边,小女孩更是挥动小手不住地喊着:“叔叔、伯伯,再见!”这是我第一次与台湾同胞聚会,他们的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和勤劳朴实,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气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们和台胞经常往来,亲如一家。他们向我们每人赠送了尼龙T恤衫,大家都十分喜欢。当时尼龙服装在大陆还不多见,很受欢迎。由于当地蔬菜品种较少,台胞有时还送来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每次都洗得干干净净,并精心地包装好。我们每一次接到他们的礼物,总是感到同胞间才有的真情实意。
1980年4月,当地风云骤变,一夜间发生了军事政变。枪声四起,社会治安恶化。我们与台胞互致问候和相互关照。他们来电话反映,抢劫、骚扰时有发生,担心遭到不测,惶惶不安,请求帮助,希望我们替他们保管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和贵重物品。患难时的嘱托,是对我们最真诚的信赖。局势进一步恶化后,他们决定离开,我们冒着危险驾车将他们送至机场。那位我们去她家做客的小女孩说:“谢谢叔叔、伯伯!”一位40多岁的先生临别时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1949年随叔叔去台湾,此后日夜想念在大陆的老父亲,期盼有一天父子重逢,说着说着泣不成声。我们安慰他说,骨肉同胞一定能团圆。
飞机起飞了,我们替他们悬着的心放下了,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到家。也盼望我们还有见面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