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日,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玛丽莲·莫斯比宣布已向6名涉及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巴尔的摩警察提起刑事指控。半个多月前发生的“格雷案”持续发酵,抛给美国社会的是一个已不容回避的严肃问题:警民冲突频频发生,症结何在,又该如何破解?
警民矛盾已成痼疾
由白人警察射杀非裔青年布朗引发的弗格森事件还近在眼前,不到9个月,警民冲突再次重创美国。这一次是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68年,这里曾因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而爆发一场规模浩大的种族骚乱。
50多年后,历史再次重演。4月12日,25岁的非裔青年格雷在巴尔的摩遭到警方盘查,他在试图逃跑时被6名警察强力拘捕,并在一周后因脊椎严重受伤不治身亡。
格雷的“非正常死亡”迅速牵动起美国民众尤其是少数族裔的敏感神经。半个多月来,巴尔的摩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持续升级,并蔓延到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其他城市,数以千计的美国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政府制止并结束警察执法不公以及种族暴力的行径。
从2013年佛罗里达州少年特雷翁·马丁遭遇协警枪杀,到2014年弗格森少年布朗身中警察的6枪而亡,再到如今巴尔的摩的格雷之死,非裔美国人死于警方之手在美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根据法国《费加罗报》日前的一项梳理,仅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各地就发生近10起警民冲突。事件的内容大同小异: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枪杀非裔,进而引发非裔美国人族群与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和种族骚乱。
如《费加罗报》所称,警民冲突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呈现频发趋势,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得不直面的严肃问题。
多重因素诱发冲突
反思美国警民冲突的症结,种族歧视是一个难以绕过的问题。虽然早在196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民权法案》,将种族歧视视为非法,然而,多年来种族歧视的影子始终游荡在美国社会的深处。
“在美国,非裔族群总体上仍是经济较为贫困的阶层,受到的教育也最为薄弱,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非裔族群成为美国社会犯罪的主体人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这样的种族结构伴随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潜在的歧视心理,进一步引发的正是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于非裔族群存在一定偏见,并更有可能过度执法。
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就援引了一位帮助组织巴尔的摩抗议示威活动的美国学者的观点称,警方在更富有的白人社区的执法行为几乎总是比在贫穷的非洲裔社区更文明。
此外,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也是美国警民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
“美国公民拥有持枪权,这就等于让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时刻处于一个较为危险的境地,进而也使美国警察在执法时使用武力的界限相对较低。”强世功分析称,加之美国在审判相关案件时往往引入陪审团制度,而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构成普遍倾向于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这就间接导致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更易对所谓的“可疑人群”扣动扳机。
美国哈佛大学上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近半数美国年轻人并不信任美国的司法系统,认为其区别对待不同肤色和种族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也认为,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少界定模糊的灰色地带,而且部分警察确实存在暴力执法的倾向。
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仅巴尔的摩这座城市从2011年到2014年底就已向100多位警方暴力执法受害者支付了近600万美元的和解费,而在巴尔的摩的俚语中,被押上警车就意味着“一个艰难的旅程”。
解决还需多条路径
5月1日,马里兰州检方认定格雷是被伤害致死,决定对涉案6名警察提出二级谋杀、过失杀人、渎职、非法拘禁等多项刑事犯罪指控。事件似乎有了新突破。
对此,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者表示满意,但示威活动仍在美国多地继续,如他们所说,寻求正义的努力远没结束。而多名巴尔的摩警方人员则认为这些警察“没有犯错”,检方诉讼决定“过于仓促”。
如今看来,要使格雷案画上句点仍需一段时日,而要破解警民冲突的社会痼疾更非易事。
“这是一个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从多条路径来解决。”袁征认为,要使美国警民冲突有所改善,一方面需要更为严格地教育管理警察这支执法队伍,并对执法行为做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美国政府为非裔等少数族裔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条件,进而消除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奥巴马在日前对格雷家人表示慰问时也承认,市区的警察行为是个应当解决的问题,“一些警局需要进行反省”。
更为棘手的仍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美国社会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虽然没有挂在嘴上,但在内心仍然存在,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袁征说。要从根源上铲除警察暴力滋生的土壤,只有彻底消除歧视,真正实现人权平等。
如奥巴马所说,巴尔的摩事件并非孤立,需要美国全社会共同反思。规范执法,改善种族关系,完善社会经济结构,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社会要做的事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