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陈玉娇来北京两年了,每天早晚推着她的二手三轮车在马路上卖煎饼、冷面,中午再去快餐店打两个小时零工。即便如此,稳定的北京城市生活对她而言依然很遥远。她说,“自己就像浮萍,始终融不进偌大的北京。”
调查表明,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近2.69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25亿人,约占农民工总量的46.6%。越来越多像陈玉娇这样的“80后”、“90后”的“农民工二代”开始在城市就业。他们有的曾经是留守儿童,有的曾跟随“农民工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现在,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到城市,游离在城市生活的边缘状态中。
■ 叶晓楠
城市那么大 其实我想留
前一晚还雷雨交加,翌日的清晨却风和日丽。早起忙碌的人群中,有陈玉娇们,也有梦柒年们。紧张繁忙的都市生活,承载着他们小小的梦想,也砥砺着他们的生活毅力。
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一个个新生代的农民工,怀揣着梦想,用自己的胆识和艰辛,在城市里唱响现实版的《春天里》。
作为年轻的“80后”、“90后”,他们早已不是父辈农民工的形象。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有的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农村故土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印象,城市反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他们皮肤变得更白,手上的茧子减少。他们中出了歌手,也出了诗人,他们为生活努力打拼,为梦想刻苦奋斗。当然也有人在都市生活的喧嚣和迷茫中随波逐流。
他们不同于城市里的同龄人,他们是活得更加辛苦的一群年轻人。他们中有些人很小就是留守儿童,有的跟随父辈打工的足迹辗转于不同的城市,生活和受教育的状况更加不稳定。他们长大成人后,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处于相对弱势,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游离。他们渴望摘掉“农民工”的帽子,想在城市定居,却又面临复杂的户籍问题及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太低和住房太贵等种种困难和障碍。农村回不去,城市融不进,他们经常处于苦闷的纠结之中。
生活便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并成为了“新市民”。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贡献,理当是平等的受益者。所以,城市更应该在户籍改革、权益保障等诸方面做出更大努力,为这个群体创造更公平的教育机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农民工二代”在这片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有一个梦,想在城里安个家,不要取笑我,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在他们眼里我的梦有一点疯狂,在我的心里没什么阻挡……”农民工歌手大军推出的歌《想在城里安个家》,表达了“农民工二代”们的梦想:被尊重、被认可,通过你我共同的努力,让梦想在现实中开花结果。
出生于石家庄乡下,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是一个标准的“80后”“农民工二代”。公公婆婆以前就在北京工地上打零工,后来她跟爱人结婚生子,公婆就回老家带孩子了,现在她和老公在北京继续打拼。
■ 陈玉娇(化名)
让孩子多读书 今后能过得更好些
陈玉娇说几个字就能描述出她每天的生活:周而复始再加上累。“每天早上5点起床,准备一下煎饼、冷面的食材,6点就推车出门了。中午在快餐店忙完就得赶紧回家,下午5点还要继续出去卖冷面。老公比我更辛苦,他做环卫工作,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出门去打扫卫生了。”
即便这样辛苦,陈玉娇夫妇每月的收入并不高。她经营的煎饼摊儿,冷面煎饼5元一份,如果额外加一根火腿肠的话能卖到6.5元,平均每天收入100元左右。再加上她打的快餐店小零工,每月一共能挣三四千元钱。老公的环卫工作收入还不如她高,每月3000元,尽管如此,她对老公的工作显得很满意,因为相对稳定,每天早上还能解决一顿早饭。
“农民工二代”的低收入问题并不是个例,这与他们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较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有关。
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二代”在北京安家落户格外艰难。谈起是否准备在北京买房,陈玉娇惊呼起来:“怎么可能?那肯定买不起,怎么可能买得起?先在北京凑合干几年吧,我和老公有时候琢磨着回老家,可又不知道回老家能干点儿啥。老家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每月一两千元钱都算高的。以前我们老家的人都做塑料产品,现在国家不让干了,因为有污染。”
现在,陈玉娇和老公每月要交700元的房租。十几平方米的简陋住宅,只放得下一台电视、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偶尔两人有时间在家做饭也只能背着房东在走廊里解决。陈玉娇说,“每周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周六和周日,周末早上买煎饼的人少,快餐店也休息,所以能在家睡个懒觉,中午还能跟老公一起在家吃顿午饭。”
34岁的陈玉娇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11岁的儿子目前在老家一家私立寄宿式小学读五年级,半个月回家一次。女儿只有5岁,跟着爷爷在村里上幼儿园。而儿子的同学们大多情况相似,属于父母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
为什么陈玉娇的两个孩子没有跟随父母来北京上学呢?陈玉娇接连叹气:“我跟老公再三考虑,还是把他俩留在老家了。我们俩每天早出晚归的,根本顾不上他们。这边上学的花费比老家也高许多,好像还需要办借读证,两个孩子都过来我们也供不起。”说完便是一阵沉默。
一阵静默后,陈玉娇像是想起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充满希望地说:“下午,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期中考试语文成绩有很大的进步。以前每次考试,数学成绩都在班里排前5名,这次语文也进步了。”陈玉娇在她卖煎饼的小推车里随手拿起几本小学生作文书说,这些都是为了给儿子补习语文才买的,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也拿来看看。“我只知道经常给他买点作文书,每次回家看他的时候带回去,其他的书我也不懂。多看看作文书应该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吧。我们夫妻俩一定会让两个孩子多读书,多读书才有机会找到好工作,就不会像我们过得这么辛苦了。”
每年暑假是陈玉娇全家最开心的时候了,两个孩子会趁着假期来北京跟爸爸妈妈团聚。来京期间,尽管大部分消遣都是由哥哥带着妹妹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房里看电视,但大家都很珍惜一家4口团聚的时光。陈玉娇高兴地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儿子和女儿都已经非常懂事了。他们每次来北京都非常开心,说话也比在老家多,去年暑假我们还带他俩去动物园玩了一天。”
出生于1994年,自年幼时起,父母便在外打工。高中毕业后,他也离开家乡开始闯荡,如今到北京已经3年。目前,他是一名南水北调闸站的运行值班员。
■ 梦柒年(化名)
骑行让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与陈玉娇周而复始的忙碌生活相比,梦柒年更像是一个自在洒脱的新型“农民工二代”。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情况,“工作地点十分荒凉,工作比较清闲,主要是监盘、巡视、取水样、清污等。”自今年3月入职以来,除了日常三班轮换的工作,轮休时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周边景区玩,例如去十渡、野三坡等地骑行,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身为“90后”的梦柒年,谈吐中透露着几分沉稳。但在聊到骑行时,他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骑行——这一当下颇受时髦青年们追捧的活动,让他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交到了许多朋友,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
“我从2012年底开始骑行,去过山东、河北、云南和西藏等地。去年还去了一趟西藏,那是我骑得最远的一次。”梦柒年略带自豪地说,从保定到西藏拉萨,“当我们到达终点站布达拉宫的时候,感觉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非常激动。”他笑道。
聊起那次西藏之行,梦柒年说到,有的地方几十公里荒无人烟,有几次甚至想放弃不骑了,都咬牙坚持了下去。“我们会提前规划好当天必须到达哪个地方,这样才能有吃有住。有一次我们骑了68公里的上坡路,还是逆风,到半路就累得不想动了,我把车扔在一边,在路上呆坐了一小时,但一想,不走就得死这儿了,只好继续骑,最后到旅馆都晚上9点多了。”提起这段经历,他很珍惜。他说,骑行路上能交到许多好朋友,大家组队,多的时候十来个人,少的时候两三个人,至今这些朋友还会经常相约旅行。
不过,梦柒年表示,他不喜欢北京,即使今后有实力了也不会在这里扎根。“这里节奏很快,我有很多朋友在北京市区上班却住在郊区,每天8点上班的话,早上5点就得起床,活得太辛苦。”另外,由于学历不高,他在北京也遭遇了求职困境,在他看来工作好找,但适合自己做、工资高的工作却很难找到。不过,由于家乡工资水平较低,目前他还是会留在北京工作。梦柒年告诉我们,他今后的职业方向是健身教练,这是他感兴趣也擅长的领域,如今他已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休息时间,他会用哑铃等健身器材坚持锻炼,同时还会阅读与健身相关的书籍。
来京3年,梦柒年一直尽力去融入这个生活环境。对这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小伙子来说,骑行让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也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梦柒年说,他很享受骑行时在路上的感觉,一人骑行时能思考自己是谁、能干什么,多人骑行时则会很放松、很自由。此外,骑行也成为他在北京拓展交际圈的好渠道。“今年五一节,骑友们又在号召出去玩了,可惜我要加班,去不了远的地方了。而且最近车也丢了,正在考虑买辆新的。”据梦柒年介绍,一辆普通山地车约2000元,占他目前月工资的一半。大的自行车店一般都有骑行俱乐部,他在保定老家加入过一个,在北京也加入了一个,而且俱乐部常有新人进来,这样也就有了新朋友。
除了朋友们,他也常常想念父母。作为典型的“农民工一代”,他的父母前几年便开始在北京打工,目前在广州工作,父亲做压印工程,打算等多攒点钱就回老家。“一般春节时才会见一面。去年我们一家三口在广州过的年,我觉得有家人的地方才叫家。”
目前梦柒年还没有面临下一辈落户、上学的燃眉之急,但他对未来也有自己的烦恼:虽然他已确立将健身教练作为今后职业方向,也已对成为健身教练所需的培训、考证等流程进行了详细了解,但有一大难题一直困扰着他——缺钱。
梦柒年无奈地说,目前工资除去基本开销,每月能存3000元钱,但因为缺少积蓄,这与做健身教练所需的资本差距仍然很大。
“要成为健身教练,需要去专门的健身学校接受培训,还要考三四个证,这些费用至少得两万元,更别提长期健身所需要补充的专门营养品,这些价格都很贵。”他表示,要等攒够了钱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