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青年，是常有常新的。无论现在是什么年龄，你一定曾经、或正在、或即将经历自己的青年时代。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前赴后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扛起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品尝着属于自己的磨难和成就。

　　人物和事件的河流，就是历史。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充满希望，就是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总有那么一群人是青年，他们年轻而有朝气，充满理想和行动力，像是挂在天空永不凋落、每天都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时光进入2015，在这个有节点意义的年份，青年节又即将到来。毫无疑问，“80后”、“90后”正在登上历史的舞台。而时代，也已经赋予他们不同于前人的使命和职责，光荣与梦想。

　　每一代人有不同的使命

　　时钟往前拨100年。

　　那一年的中国，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发从学生到工人的全国性抗议；年底，已经是中华民国总统的他，在一套繁文缛节之后称帝，引发蔡锷、唐继尧等人的“护国运动”。

　　那一年的世界，描写一个青年的英雄一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大利则退出三国同盟，与奥地利开战。

　　同样是那一年，《新青年》创办，“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成为引领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旗帜。

　　历史的风尘褪去，一些光辉的名字重新露出年轻的面孔。

　　1915年，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36岁。两年后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当时只有24岁；3年后，写下《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李大钊，时年只有26岁。而当时的鲁迅，也不过34岁。3年后，从精神苦闷中走出的他，写下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

　　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从《新青年》中汲取养分的青年人中间，也有后来的开国领袖。1915年，毛泽东22岁，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17岁。

　　4年之后，1919年，当《凡尔赛和约》的消息传来，大批青年学生走上北京的街头，为未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一个纪念的日子：五四。

　　这其中，19世纪的那一批“80后”、“90后”已经成为历史的生力军。后来，他们参加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又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

　　时钟往前拨65年。

　　1960年，25岁的王富洲和25岁的屈银华，首次从珠穆朗玛峰的北坡登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极限突破；同一年，32岁的杨贵带领10万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勇气和壮志，开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间开凿红旗渠；也是那一年，37岁的“铁人”王进喜在玉门油田的会战上，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时钟往前拨20年。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那一年，31岁的马云在美国认识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33岁的俞敏洪刚刚走过创办新东方后的2年，39岁的黄怒波则从官场“下海”，创办中坤投资集团。

　　时间的流逝里，每一代青年都曾有过不同的梦想。毛泽东那一代人，胸怀的是救亡图存的理想；杨贵那一代人，投入的是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建设事业；马云那一代人，则敏锐地捕捉在时代洪流中弄潮的机会。

　　共同的是，他们都曾是青年。

　　每一代人有不同的考验

　　29岁的张进荪，最近过得前所未有地踏实。

　　从北大毕业的头三年，他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工作，“每天昏天黑地地忙”。现在的他，则每个月从公司拿2500元钱，住在公司出钱租下的一居室里。

　　“我是个超穷的CEO”。张进荪说，自从决定拉队伍创业，银行卡里的钱就一天比一天少，但是梦想却一天比一天明晰。到现在，他的公司已经初具雏形。

　　这支拥有6人的联合创始人团队，平均年龄30出头。他们大多有过在大公司打拼的经验，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内心实在无法对汹涌的创业机会说不。

　　“总理说要全民创业，激发大众创业和创新的热情。看到市场机会，我们就决定做了。”张进荪说。他的梦想是做属于中国年轻人的茶叶品牌，并“像星巴克一样把茶馆开到世界各地”。

　　24岁的“90后”邰楠，已经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在大学中就成功掘到“第一桶金”的她，现在则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面向儿童的国学教育和文艺作品项目。在她眼中，“创业并不是一个需要挣扎许久的艰难决定，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为什么不尝试着去做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呢？”

　　和张进荪同样是北大毕业生的陈蒙，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从云南农村走出的年轻人，一直对西部农村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和使命感。于是，他选择来到广西农村，从最基层的村镇做起，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选调生。

　　“当初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我觉得基层至少可以做一些实实在在、自己直接看得到效果的事情。很多同学说到基层可能把一个人毁了，一辈子当个科级干部就到顶了。我当时的回答是，一辈子即便只呆在基层，也应该能混到一个镇长、书记，那么，就有了一个实现自己想法的平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一个乡镇管理、发展得很好，也很不错。”陈蒙说。

　　现在担任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镇长的陈蒙，坦言刚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刚到基层，语言、习俗都有差异的他，一直觉得很难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尤其是2012年，领导让我负责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用大家的话来说是‘年轻仔没结婚就抓计生’，同学也笑话我‘干起了原来口诛笔伐的工作’。”陈蒙说。

　　事在人为。那些曾经“一开口就觉得脸红的话”，陈蒙慢慢也就“业务熟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嗓门粗了”，让当地干部开始认同，“北大毕业的也跟我们一样”。

　　陈蒙只是全国为数众多的选调生中的一个。他们知道，现在的国家，最需要有丰富基层经验的干部，而自己的所学，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打磨。而像张进荪和邰楠一样投身创业大潮的，在城市中就更如过江之鲫。

　　不同的选择，听从的是共同的内心梦想，扛起的是共同的时代担当。

　　每一代人有不同的希望

　　青年人是最有活力和干劲的一群人，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群。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已经退休的媒体人凌桨，就曾在大西北感受到迷惘与困惑。赶上上山下乡的他，经常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只能在劳作的间歇捧起书挑灯夜读，延续着心中梦想的微光。

　　走入公务员队伍不是件易事。家里辛苦供养出名校大学生，毕业之后跑到家人看不到的西部，拿着和留在城市的同龄人相比微薄到可怜的薪水，这种抉择，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让宗立冬这样的年轻人苦恼。

　　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曾这样感受到生活的压力和重负。很能说出“80后”心声的一段自嘲式表述是：出生时赶上婴儿潮，上大学时学校收费了，毕业时不包分配了，工作时发现房子贵了，媳妇也娶不上了。在逐渐步入社会的“90后”那里，生活压力也是一样。

　　和凌桨一样的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蒋述卓，现在已经是暨南大学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回忆起上大学时的经历，他说：“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去学习的，‘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希望。100年前的青年，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同样拥有扭转乾坤的机会；60多年前的青年，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同样拥有建设一个新国家、将事业写在人类历史上的机会；30多年前的青年，面临的是体制转轨的巨变，同样拥有商界沉浮的机会；今天的青年，面临的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社会，而他们拥有的机会，也一样为前人所艳羡——没有门槛的创业，更受尊重的多元选择，日新月异的技术条件，和与世界相联的互联网。

　　“‘两个一百年’是大历史，是千百万人的奋斗事业。现在还在学校的大学生，到2020年全面小康时，很多还不到30岁，可以全程参与这一过程。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机遇和机缘，每一代都应在时代的大潮中塑造自己的人生。现在的年轻人处在物质生活相对好一些的时候，但也要把负重前行，当成一种修炼。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如何不迷茫，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青年人的当务之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说。

　　“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去年的五四，习近平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