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斌教授从日本归国快10年了,目前任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力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接受采访时,徐苏斌语气平和。谈起工业遗产保护,她的话滔滔不绝。
奋斗在保护一线
在日从事研究期间,日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令徐苏斌印象深刻,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把在日本学到的遗产保护理念带回国。回国后,她投身一线,发现“我们国家对于工业遗产还不够重视”。于是,她尤其关注这些近代“准文物”的保护。
几年来,最令徐苏斌感到自豪的就是,她积极参与了对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抢救性保护。对此,徐苏斌记忆犹新。新区开发之初,原计划开辟一条中央大道穿过船坞遗址。“当时做规划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这会对遗址造成多大的破坏。”
保护还是开发?人们分成了两派,为此争论不休。徐苏斌是坚定的“保护派”,力陈修路计划对遗址的破坏。但是她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眼看开工在即,徐苏斌心里十分焦急。夏季的烈日,在此时尤其炙人。
巧的是,一个有关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论坛当时正在北京举行,议题就包括工业遗产的保护。徐苏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从天津急忙赶往北京,在会议中报告了船坞的情况。她回忆说:“专家们都赞同要保护,联名发出倡议书。意见被转交给天津市,就在动工前十几天,终于改变了修路规划。”千钧一发,虽然付出了诸多汗水与辛劳,但最后的成果令徐苏斌感到十分欣慰。2013年,船坞遗址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正式的“护身符”。
为“准文物”正名
当然,工业遗产保护之路并不平坦。
近代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开设的永利碱厂,是中国工业奋斗的历史见证。碱厂搬迁之后,如何处理遗址就成了问题。“由于离CBD很近,当时就打算把遗址拆除,把地卖掉。”徐苏斌再次四处奔走。遗憾的是,这一次她并未能如愿。
她找到文物局呼吁保留这片遗址,却被告知文物局没法介入,因为碱厂并未被认定是文物;她又拜访工信部,得知工信部虽然也建议保留遗址,却由于碱厂归属复杂,同样无能为力。最后,徐苏斌只能眼睁睁看着遗址被拆除,历史文化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
徐苏斌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遗址没能保住,主要在于它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缺少一个文物身份。”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她下决心要让更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列入文保单位名单中。“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工业遗产保护的综合研究,就是要为工业遗产界定它的价值,给这些‘准文物’一个身份。”
“这是我们的责任”
多年来,她带领着团队多方奔走:实地调研、撰写论文、发表价值评估报告、提交遗产保护与开发规划……在她的努力下,《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正式出炉,120处工业遗产得到认定和保护。
2014年,徐苏斌凭借“中国近代城市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课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奖,这是社会对她所付出努力的认可。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工业遗产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彰显,但它们也是脆弱的,不去保护,一旦丢失,就完了。”
她也遭到过别人的白眼。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她坦承“吃力不讨好”,苦笑着说:“学者的力量毕竟有限。”她大可以随便做些一般项目,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徐苏斌选择了坚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这些遗产或许很快就全没了。”语气中没有一丝迷惘。
顿了一下,她坚定地说:“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