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的魅力

　　著作的序言颇有魅力，向为文人学者所重视，有人比喻为宴会门前的迎宾者，不可或缺。

　　记得梁启超因为名儒蒋百里著作的观点引起共鸣，写序时大加发挥，品头论足，滔滔汩汩，难以止笔，竟达6万字，后来稍微扩充，已越过序言之字数边疆，索性单独成为专书，这就是至今传世的《清代学术概论》。无独有偶，一度崇拜梁启超的学者顾颉刚为《古史辨》写出版前言时，也下笔如行云流水，竟达9万余言，单篇成书为《我是怎样写作〈古史辨〉的》。近读余英时先生的《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加深了我对著作序言的美好印象。

　　余英时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教授、钱穆先生的嫡传弟子，重点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等，都有专著名世。《自序集》收录他39篇序跋，最早写于香港新亚书院读书时的1953年，最晚则写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2011年，几近一个甲子之久，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发展的深深烙印。

　　余英时为研究型教授，他的著作多以阐释学理、深究学术真理、澄清学术疑难症结为重心，诠释不可能不周全、不复杂，如何做到纲举目张，提纲挈领？序文必须自告奋勇地担责。《方以智晚节考》是余先生的力作，对研究方以智有创辟之功，恩师钱穆“慨允撰序，密（方以智字）之地下有知其亦必欣然相许乎？”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思想家，他究竟是病故还是自缢，一度争论不休。余英时发掘出方以智几乎湮没的诗文著作，得出了自杀的结论，而且考出自杀地点在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惶恐滩，他是为民族沦亡而殉节。余先生为此著写了三篇自序，透彻介绍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彰显方以智殉节的重大结论。再如余先生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自序》中论及“两个世界”，一个是曹雪芹所经历过的历史世界，一个则是他的艺术世界。前者一向是红学考证的对象，后者则是该书特别关注之所在。两个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摧破“自传说”。余先生认为，“曹雪芹虽然广泛地使用了他的历史世界为《红楼梦》的创作素材，然而他的整个艺术构想却已远远地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世界。我可以大胆地说，不把握住这一重要关键，我们是不可能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的”。

　　从事学术写作的人都存在一个困扰，专业性强的著作难免趣味性弱化，自然科学著作如此，人文社科著作也免不了。余先生的序文似有改造其老面孔之雄心。余先生写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学术》，彰显业师钱穆的学术成就，他没有反复论证老师著作的开拓性，而是采集出版后社会反响的花瓣显示其成功。

　　余英时的序文还有锦上添花、出彩出色之妙。余先生于1994年写过一序，是谈钱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时值20世纪即将落下大幕，“社会进化阶段论”受到严重挑战，西方已经现代化论也失去了光彩。“冷战”结束后，现代世界的冲突更加复杂深刻，冲突的根源何在呢？是钱穆、陈寅恪所坚守的“落后”文化吗？不是的，而是现代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余先生及时插叙了1993年夏天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该书强调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是意识形态，不是经济，而是文化，文明，其中“宗教则占据枢纽性的地位”。“9·11”事件之后，“亨廷顿成了像先知一样的人物”。余英时序文将人们的阅读引向了深入、广阔的现代学术前沿。

　　陈寅恪研究在海外，一度风生水起，余英时曾凭自己的著作推波助澜。他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版再版而三版乃至四版，他都写了序文。书中不止一篇的文字涉笔陈寅恪的名著《论再生缘》。《论再生缘》讲义不意流传海外，竟在香港出版，而且作者并不知情，这可惊动了高层人物胡乔木等，一时不知所措，但在陈寅恪先生却享受了一次出版史上破例的喜宴。序文从这样的偏锋入手，不得不钦佩他腹笥之富赡了。

　　余英时多年浸润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异族语言中，但抗拒近墨者黑的惯例，他的文字风格，坚守了清通、严谨的优长，我很欣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