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望不到首;向后,看不到尾;抬头,是陡峭的石壁;俯首,是无尽的深渊;耳旁,是呼啸的山风;脚下,却是清澈的流水。
这就是被称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站在它的砌墙上行走,会是一种极限的体验。而如果以航拍飞机的角度俯视,则会看到在巍峨高耸的太行山之间,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水在半山腰间穿行。
1960年,世世代代苦于吃水的河南林县(今河南林州市)人,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胆魄和勇气,用落后的工具和无数的人力,生生在太行山脉间开辟了一条全长达1500公里的渠道,将北部的漳河水引入林县,也将“红旗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险恶的自然环境间。
201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当年的许多修建者,或已不在人世,或已步入耄耋之年。
但在今天回顾那段历史,你会发现,“红旗渠精神”依然是常新的,不老的,年轻的,青春的。
1 十年九旱 水贵如油
一片苦苦求水的焦渴土地
今年已经年近90岁的杨贵老人,依然记得60多年前听到的那个故事。
那是民国年间的事了,当时,林州市的名字还是林县,桑耳庄的几百户人家,常年要到4公里外的黄崖泉担水吃。有一年除夕,为了吃顿饺子,老汉桑林茂一大早便去挑水,但取水的人太多,于是这一走,就从天明到了日落。新媳妇王水娥便到村头迎接公公,可接过水桶的她一个不小心,碰翻了桶,辛苦担来的水瞬间倾覆。当天夜里,又羞又愧的她便上吊自尽了。
一桶水的倾覆,已经足以颠覆一个人生存的全部尊严。
杨贵是河南卫辉人,1954年起,到林县担任县委书记。成长经历中没有太多缺水记忆的他,刚到林县就体会到了当地对水的珍惜。
“到了以后发现当地老百姓早上是不洗脸的,因为水太少了。我们这些外来的还有洗脸的习惯,于是就用当地的小铁盆洗,只有碗那么大的盆。即使这样,洗完之后的水仍舍不得泼掉,因为还可以作洗衣服之类的用途。”杨贵回忆道。
1949年以前,缺水的林县有一首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而据《林县志》记载,在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上,从明朝正统年间到民国九年,不足50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旱情100多次,其中绝收的大旱34次,有5次甚至酿成了“人相食”的惨剧。
身处雨水丰沛之地的人们,恐怕很难体会到“焦渴”的感觉。但在林县人心里,就是做梦都想着能有清亮的水流。
“掘地尽石,凿井无泉”。《林县志》上的短短8个字,写出了当地人民求水无果的惨痛记忆。那个时候,全县许多村庄连一口吃水井都没有,经常是几个村庄共用一口水井;而有一半的劳力,则要常年往返在翻山越岭的路上,从几十里外的水源挑水。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林县当初的农业产出极低,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就成为林县过去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林县多山,境内有三条河。中部和南部的淅河与淇河,以及北部短暂流经的漳河。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引淅河与淇河水灌溉饮用。但由于这两条河水量较少,遇到干旱,依然摆脱不了水库干涸、渠道断流的命运。
于是,杨贵的目光开始向北。那条因“西门豹治邺”而著名的漳水,常年的流量可以达到25立方米/秒,即使旱时依然有10立方米/秒;只是流经林县的位置地处峡谷,中有巍峨的太行山从中阻断。
即便如此,杨贵依然作了一个决定:引漳水入林县。
当时年轻的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将把林县人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2 孤绳悬壁 劈山凿崖
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按照修建计划,引漳水入林州的工程起点定在林县西北、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之后将河水穿过太行山,向南引入林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之后,从分水岭再修三条干渠,把水送入林县境内的三个主要方向;在干渠下,再修支渠、水电站、渡桥等配套工程,最终实现林县的“全覆盖”。
在今天回顾这项浩大的工程,总是带了点“闲坐说玄宗”的风轻云淡。但如果到实地看一看,就能明白红旗渠的修建,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
1971年,电影纪录片《红旗渠》在全国放映。这部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白纪录片,跟着红旗渠的修建,从头到尾拍了10年,留下了一万多尺的胶片。镜头中,一个孤身悬壁的身影长留人们心中。
他的名字叫任羊成。
今年88岁的任羊成,当时担任的是除险队队长一职。之所以有这个工种出现,是因为修建时发现,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除了放炮崩山之外,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任羊成依旧记得,在他们上山除险之前,那一座名为鸻鹉崖的险要之地,已经发生了三次事故。有人说,这是开山放炮的声音惹恼了山神。
“牺牲了9个同志,其中有一个女同志才19岁。山西群众说,这个山是见阎王的地方,来到这儿就不敢上去。他们说,鸻鹉崖是一个鬼门关,风卷白云上了天;猴子爬不上,青鸟不敢爬;这是见阎王的地方,人可不敢来啊。”任羊成说。
于是,除险队站出来了。
任羊成把沉重的麻绳系在身上,绳子的另一端,则用钢钎固定在山崖顶部。之后,他凌空下到山崖外,像荡秋千一样弹起,手握钢叉,在接触石崖的瞬间将松动的山石除去。
“那个崖凹进去30公尺,在里面一荡,上面掉下个石块砸在嘴上,牙打掉了,躺在上面昏过去了。停了一会儿清醒了,说不上话了,还以为自己没头了。一摸,还有头,可怎么说不出话?这才发现,牙齿打掉了,把舌头卡住了。”任羊成说。在工友那里,他被称为“在阎王殿里报了名”的勇者。
1960年9月,红旗渠通过鸻鹉崖。一个月后,红旗渠山西地段竣工通水。
任羊成,是修建红旗渠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之一。在他的身后,有因为进洞除险而遇难的总设计师王祖太,有巾帼不让须眉的“铁娘子”郝改秀,有用洗脸盆代替水平测试仪的“土专家”路银,还有父亲遇难后顶班而上的13岁少年张买江……
看看这些数字吧:一条红旗渠的贯通,要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总长48华里的134个隧洞;架设总长达13华里的渡桥150座;工程挖砌的土石方达到1640万立方米——用这些土石方建造一条高1米、宽4米的公路,可从林县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
而修建这一工程,林县人没有机会使用任何现代化的工程机械装备。他们只有钢钎、铁锤、手推车、畜力车以及一双双坚硬的手。
红旗渠,就这样在一锤一钎的挥舞、一寸一寸的凿通中向前推进。他们心中,有对水的无限渴望,有对自身命运的绝不低头,也有对重整河山的无比信心。
3 愚公移山 旧貌新颜
一座气壮山河的壮丽工程
在吃着新漳河水长大的林州人心中,老一辈的艰难困苦已经成为遥远的传说。但在65岁的刘玉昌心中,50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依然让他永生难忘。和记者说起这段回忆,这位老人的语气中陡然多了几分兴奋:
“当时我才15岁,还在县一中上学。当天一大早,我就骑上自行车,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离县城30多里外的分水岭。到那儿一看,至少有十几万人,人山人海,大家都像过特别盛大的节日一样,到处是标语横幅,还有锣鼓队。”刘玉昌对本报记者说。
那一天,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的日子。那一天,距离红旗渠动工,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时间。
十几个精装的汉子转动水闸,奔流的漳河水从水渠中一泻而下。锣鼓喧天,密密麻麻的人群爆发出“万岁!万岁!”的呼喊,黄发垂髫的孩子和满脸皱纹的老人的脸上都绽开笑容。《红旗渠》的镜头里,记录下了这样的历史瞬间,也记录下了无数激动地从渠中舀水的人们的面庞。
“吃水不忘挖井人”,修渠的苦,却是全林县人当时的共同记忆。
“所有的劳力都参与过红旗渠的修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母亲从公社直接上了工地,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留下我在家照顾小妹妹。等我参军回乡之后,还参与过红旗渠支网的修建,那时都过去好几年了。”刘玉昌说。
今天的红旗渠,“青年洞”已是一道著名景观。人们可以乘船从这座长616米、高5米的洞中穿过,想象当时修建的艰苦卓绝。
要凿穿这一山洞非常不易。这座名为“小鬼脸”的山崖,石质为石英砂岩,硬度非常高,有的地方甚至比铁还硬,钢钎砸下去,只有一个小白点。借来的唯一一架风钻机,仅钻了30厘米就坏了40多个钻头。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青年洞的修建可谓雪上加霜。当时工地上的300多名青壮劳力,甚至都面临吃不饱的境地。
“上山挖野菜,只要尝一尝不苦,我们就带回来吃,把野菜都采光了;然后树叶长出来了,我们就吃树叶,把15华里的树叶都吃光了;6月天都没有树叶了,这怎么办?到河里面,捞河里长的草,回来也要吃。”任羊成说。
一年5个月后,青年洞贯通。
凭着“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勇气和绝卓,林县人最多时共出动3.7万人的劳力,其中还有超过6000名学生和8000名妇女。在他们开凿的山崖上,到处可以看到“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身在太行,胸怀祖国”的标语。
50年前,“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景象,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景象;50年后,当我们再次回首历史,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震撼、感动,以及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的壮怀激烈。有着这样的英雄儿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在参加十八大代表团讨论时,习近平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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