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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这是谢高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在采访中，他一直面带笑容，眼神专注地看着对方，手掌偶尔托着下巴，言语平和。回忆起往日时光，他显得云淡风轻，似乎过往的艰辛都已经不重要了。
认准了，就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你恨不得想知道他所有的故事之时，他是这样回答的，脸上还露出笑容，似乎带着些许的歉意。
不过，在他谦和的外表下，内心却有着坚定的信仰。“我就是要证明生态的价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大部分人都前赴后继地选择遗传、育种方向时，谢高地却坚定地选择了农业生态这个冷门的方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基本达到了温饱水平，但工业化带来很多环境问题。在农业领域，没有人注意到它提供生态服务的作用，如释放氧气、景观愉悦等。我坚信这一块儿肯定越来越重要，所以下定决心攻这个领域。”谢高地如此解释道。
为了自己的梦想，他自费到德国吉森大学攻读农业与环境安全的博士学位。没有钱，他就到处打工，从餐馆服务员、到汽车流水线工人、到炼钢厂工人，他在假期都干过。博士毕业后，他本已经在德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他却坚持回国。
“留下很难从事本专业的工作，我还是想继续在这个领域深入下去，那样心里才会比较愉快。”他这样解释说。
1997年，他结束了8年的留学生活，踏上了回国之路。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是中国“生态服务”研究领域的杰出的开拓者，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基础研究计划、中国欧盟科技合作等10多项国家级科技任务，有两篇论文先后被评为“百篇中国最具影响力论文”，被国内外学者数千次地引用。他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被成功运用到了北京市森林资源资产评价评估技术规范中。
困难重重，这一路不平坦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
“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听到‘生态服务’，只觉得是个笑话”，谢高地说到这里，脸上似乎有些无奈。2000年，在他精心准备了生态服务项目的申请材料后，所有26票中只有3票支持。在现实残酷的打击下，谢高地仍然没有改变他的目标。
他踏踏实实地深入基地做调查与实验，不断积累研究成果和发表论文。现在，“生态服务”已被国内同行普遍接受，与他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影响密切相关。
2001年，谢高地带着他的研究小组到了青藏高原。当时那里的县招待所环境很简陋，都是普通的平房，床单也很久不换，但他觉得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就已经很不错了。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他充分地揭示出了青藏高原为全球提供的生态服务。内心充满喜悦的他，认为遇到的艰辛根本不值一提。
在青藏高原完成调查之后，谢高地又在上海做起了水稻研究。“目的就是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于水稻的生产，测定水稻的生态价值。”研究期间，那2000亩土地每年都面临着来自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威胁。“由于土地太值钱，稻田最终还是变成了工业用地，最终我们勉强坚持了5年才将实验做完。”
一路走来，我问心无愧
在谢高地多年的努力之下，他的成果不仅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还名扬海外。
2005年，在中国自然基金会和美国自然基金会一起举办的高端生态交流活动中，谢高地在美国十几个大学就“生态服务”作了报告。当时国际上对“生态服务”主要还停留在概念层面，谢高地研究团队的实际测定成果让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本领域一流的研究成果和水平。
“我一直没有改变我的目标，认认真真地去做这些事情，感觉挺有意思的，我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应该算成功人士了吧，然而谢高地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是学生态的，所以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多么重要的人，没有觉得教授就高大上到哪儿去。我觉得做科研和农民种地是一样的。都是种小麦，你的小麦比较饱满美观是一种劳动成果，我的不那么饱满美观也是一种劳动成果。不能说饱满美观的有存在价值，不太饱满美观的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对于谢高地来说，最放松的就是不需要参加评审，不需要开会，可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写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