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就是话语权

　　从数字上看，在庞大的资本市场上，信用评级只是很小的一块蛋糕。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中最著名的一家——标准普尔，2009年的营业额也只有26亿美元。即使把另外两家，惠誉和穆迪也按照同样的份额计算，三大评级机构当年的营业额也不到100亿美元。要知道，这三家机构，差不多占据了全世界信用评级市场96%的份额——所以，从营业额、利润等绝对数字上算，评级市场并不算大。

　　但它的作用却绝不是以此评估的。还是以标普为例，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给2.8万亿美元规模的债务进行评级，其旗下的基准指数组合“标准普尔指数”，则是全球数万亿美元资产的标的或比较基准。三大评级机构一旦对某个国家“下调信用评级”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舆论场，总会掀起一阵波澜。

　　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并不那么起眼、绝对数字也不令人惊诧的评级，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

　　因为，作为信用中介的评级机构，背后代表的是资本的逻辑，承担的是如马克思所言“支配生产和交换”的作用。

　　评级机构会对许多内容作出评级，但最早也最基本的功能是给债券评级。一个公司要发展，要在债券市场上发债融资，投资人就要考虑这个公司信用如何，要不要把钱借给他们，到期能不能收回本息。市场规模这么大，大家彼此不一定熟悉，那么谁来评估借款人的

　　信用呢？交给评级机构。他们根据自己的模型，通过调研、推演和分析，给出借款人信用级别评定，供投资人、银行等判断。

　　信用也是一种资本。信用良好的，如阿里巴巴，拿到的评级级别高，融资成本就低；信用级别低，融资成本就高，借钱时就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所以当年美国主权信用被下调时，美国国内一片批评之声，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如果要发行外币国债，利率就必须调高，到期就要偿还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评级，其实也有内在的游戏规则。我们当然都希望信用评级机构是最为中立、客观的，但事实往往事与愿违。在政治势力与资本利益的诱惑下，手握话语权的评级机构也一样难以做到独善其身。要搞垮一国、一地经济，也一样可以通过信用调级的手法，引导资本市场的恐慌和外流，进而推导至实体经济领域。

　　和所有国际规则一样，如果参与的玩家众多，然而规则制订者只有那么几家，那别的玩家自然会感到不满。本质上，这也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

　　对中国来说，能否有独立、客观而又技术权威的评级公司生长起来，是资本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方面，中国起步晚，而且面临被各大巨头收购“围剿”的局面。毕竟，三大评级机构的市场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短期内，想要依靠市场的行为制造出与其相抗衡的巨头，操作难度极大。因此，必须通过筹建国际评级联盟组织或地区性国家联合组织的方式，才可能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