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错在哪儿？

　　我这辈子离哲学近的时候，大都离地平线比较远，比如在山顶仰望星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乔斯坦·贾德早就在《苏菲的世界》中说过，世界就像只兔子，每个人都是寄生其上的跳蚤，普通人活得混沌、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总是舍不得离开温暖舒适的兔子皮，而哲学家跳蚤总是尽量往兔毛尖上爬，那里虽然风吹雨淋且难得温饱，却能让他们看清世界这只兔子。

　　那看清世界了又怎样呢？人不是照样还要吃喝拉撒睡，一顿不吃饿得慌。要是想到这一步，就能理解大哲们的分歧所在了。和主张遁世的佛道两家相比，儒家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就像一个温厚的长者，虽然看破了人世的短暂虚无，也看不惯人性的龌龊丑恶，却始终以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固执而充满真诚地投身其中。正如王阳明所说：“若上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儒家始终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在反对避世，奔走济世。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儒学在经历了早期的困顿之后，迅速被统治者看上。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元皇庆二年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列为科举考试的教本，儒学在步步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同时，渐渐失去了孔孟的智慧、洒脱、真诚，变得颟顸、刻板、虚伪。

　　后世的学者们纷纷祭出“儒学改革”大旗，对庸俗政治化的儒学进行口诛笔伐。其间，挨骂最多的就是朱熹。

　　平心而论，朱熹所创的南宋理学对于儒学的发扬和传播确实作用不小，然而，“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清颜元语）的声讨也非空穴来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不少观点纯属个人阐发，随意性的字句并不少见，有些甚至明显偏离了四书的原旨，以至沦为后世笑柄。

　　台湾大学哲学教授傅佩荣的新作《朱熹错了》（东方出版社2013年11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姿态，对朱注四书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评价。本书并没有像朱熹那样，为了追求全面注解而落入“大而全”却漏洞百出的窠臼，而是以一篇篇短小精悍、考据严谨的小文，像薄如蝉翼的外科手术刀一样，游刃有余地精密解剖、切除病灶。

　　傅佩荣在书中用了看似笨拙，实则严密可靠的“以经解经”的方式进行考据。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儒家“真诚”的学术本源，把他擅长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中的逻辑推断引入儒学考证，初步形成了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书中不仅对著名的“朝闻夕死”、“克己复礼”、“曾点言志”等广泛争议的四书细节提出有创见的解读，更不讳引用庄子，甚至圣经典故进行适当佐证，这让全书读来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的审美趣味，毫无艰涩之感。

　　傅佩荣是近年来活跃于两岸三地的著名学者，其师从方东美的出身和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的学术背景，让他当仁不让地拥有了学贯中西的美誉。傅佩荣曾著述及翻译多本哲学著作，笔耕、演讲不辍，语言风格严谨之余不失洒脱生动，有时甚至是嬉笑怒骂。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