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香港管治问题，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殖民后时代，转型之路崎岖，施政任务艰巨，港英当年的管治是怎样的，如何看待港英政府遗留在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本报采访了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广博士，听他分析了部分香港人的“恋殖”情绪。
港英管治的两个特点
殖民时期，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拥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从选取和培训人才，到各方面政策研究，以至情报收集等，伦敦主导、香港并行的方式确保了殖民管治的有效运作。
李彭广博士认为，港英时期的管治，有两点值得研究。
首先是管治的系统性。李彭广解释说，港英政府的管治是“一个庞大的机器运作，其核心是在维多利亚港之外的英国伦敦”。不仅整个殖民地的管治团队都在英国进行招募、培训和磨练，伦敦更设有专门进行政策研究的智囊团为殖民地决策者提供政策支援。
他说，有效的管治需要系统性的支撑。除了首要负责人，还要有一班严格筛选和训练的管治团队，更要有一套可施行的政策大纲。好的政策需要反复研究、论证和沉淀，才能有效施行和惠民；施政者不能拍拍脑袋就定下施政计划，没有强大的研究和规划支持，政策便只能烂尾。
其次是管治的延续性。李彭广曾查阅大量英国解密档案文件，发现港英政府的管治具有极高的政策制度化。他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被详细地写下来，并进行归档，这样的文字化和档案化可使继任者迅速理解殖民地过往的管治经验，并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
现今治理面临的困难
随着殖民地时代结束，港英政府核心管治团队的抽离，使香港管治系统出现断层。
李彭广认为，这是港英政府在管治上的自私和政治歧视性所致。由于殖民地时期的管治核心团队由英国直接调派，本地华人官员几乎无法参与政治上的决策和规划，所任职位的性质皆属行政，只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较难培养政策视野和领袖能力。
李彭广说，这种排他性间接导致了后来特区政府面临的管治困局。回归前夕，港英政府开始接纳个别华人官员进入管治核心团队，例如政务司、财政司等，但英国政府其实早已将核心权力转移，表面看起来已进入管治核心的华人，实际上仍然对港英管治体系“隔岸观火”，抓不到要义。
面对英国管治班底撤出给香港带来的“真空”影响，特区政府一直寻求解决方案，但效果未达理想预期。李彭广认为，回归17年来，特区政府推行管治系统的重建和更新工程进展缓慢，本地政治领袖的培养和政策研究也屡屡碰壁。
他解释说，“功能缺失”和“知识缺失”是现时特区政府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培养未来政治领袖为前提招募和培训政务官，使在管治岗位上的官员具备有力的政治敏锐度和使命感；二是从政府到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乃至民间，组织并建立具规模的智慧库，为施政者的政策研究和出台奠下基础。
如何化解“深层次矛盾”
李彭广认为，现时香港社会对立严重，“深层次矛盾”愈显激化，原因在于回归前后市民期待值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不相匹配。他说，港英时期，市民对经济和民生的期待值较低，施行的政策大多可以满足市民需求，因此社会问题并不明显；回归后，特区政府政治人才出现断层，而市民期待值攀升，差异拉大，自然导致市民对政府和社会现状的不满。
李彭广表示，“香港不适合在高度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因此现时的特区政府应尽量化解矛盾，压低市民的对立情绪，营造较为和谐的氛围，从而抽出精力和时间放在真正需要解决的民生建设上，例如房屋、教育和医疗等。
李彭广建议，特区政府也可适时向中央政府请求政策支援。但支援和帮助并不能成为管治的根本，香港毕竟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中央的支援可解决一时之难，却不能永远为其保驾护航。
继续发扬狮子山精神
“香港人迷恋的不是殖民地，而是殖民地时期的风光和辉煌。”李彭广说，香港社会的青壮年一代都是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黄金时期成长起来的，比较之下，回归后中国内地经济腾飞，香港的国际地位不那么显赫，优势难以为继，因此出现这类情绪。
但香港人必须明白那段黄金时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李彭广说，回归前的香港常被形容为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这不无道理。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前，国际商品贸易的交流互换只能通过香港来实现，因此经济活动集中在香港，在高速发展之下，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可达每年两位数的增幅；而后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又因应时局，成功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
他又说，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的繁荣也基于英国的私心。70年代香港总督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民生改善措施，主要目的是让英国在80年代的“中英香港前途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增加谈判筹码。
“因此香港人必须意识到，这是历史赋予香港发展的机会，不可复制。狮子山精神和历史机遇的相辅相成，才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光辉成绩。”李彭广强调，现在的香港社会，需要反思和摒弃不切实际的想法，认清经济发展的周期，不能一味追求两位数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保持优势，改善基建，释放动力，这才是现在香港良性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