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笔者：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文艺创作时，习近平强调，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各位对习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是如何理解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如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低俗？什么是低俗，什么又是通俗？
陈奇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通俗”简单地说就是指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低俗”指的是在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当中比较强调色情、暴力以及各种趣味卑下的内容。低俗与通俗的确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有些人比较容易将二者搞混，误把低俗当通俗，因为低俗确实能够博得比较多的人的笑声或者说是跟风。通俗实际上具有一种更加广阔的精神内涵，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在产生的时候本来就是通俗的，比如说《诗经》在当时也是一种通俗作品。
刘藩（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两千多年来，中外的治国理政者都要反低俗同时又都喜欢通过通俗的文艺实现教化。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宣称要驱逐诗人，因为诗歌可能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不利于国家的治理。类似的是孔子。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提倡的是中正平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同时，孔子批评“郑声淫”，把其比作“佞人”，认为郑声过于轻靡淫逸，有违清雅的正道，不利于教化。历代治国理政者总是希望通过通俗文艺教化民众，一方面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和娱乐需求，一方面传达文化的、社会的价值理念，而低俗会妨碍道德建设，伤风败俗，不利于国家治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抵制低俗、庸俗，主要是指不做市场的奴隶，不能简单地迎合市场，实际上是说要做市场的主人。这就要把握两点：第一，避免低级趣味，做到这一点就要深刻把握市场趋势，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公众所思所想。低俗庸俗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正是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但不要低俗并不是意味着文艺不要市场。我们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并非不要趣味。第二，避免负面的价值观的影响。低俗作品的出现会让社会走向向下沉沦的方向，唯有在通俗中坚持主流才是正确的道路。说“低俗不是通俗”，实际上就是不要低俗，保留通俗。
笔者：大家怎样看待现在社会上低俗与通俗作品并存的现象？国家领导人现在提出反低俗的意义何在？
张德祥（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主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在走向低俗，甚至成了潮流、趋势，很多人以为这是物质时代所必需的。文艺上的娱乐主义实际上是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在文艺上的表现。比如，一些电视综艺节目和电视剧里，时常拿无聊当有趣，在里边打转转，既不敢也不愿表现真实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为社会的思想解放、改革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引领、触动作用。90年代以后文艺完全被看成娱乐产业，只求“笑果”，挣钱就行，失去了文艺和文艺家的责任和使命感，现在腐败问题严重，查处了这么多腐败分子，电影、电视一部也没有涉及。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了“渴望堕落”的思潮，就是往低俗、庸俗上走，在文化现象上就是拜金主义，精神空虚。有些电影票房很高，人们边看边骂，这说明人们也不愿意走到这步境地，但是也被这种文化引领，我们可以说是用20多年培养出了一批观众低俗无聊的欣赏习惯。文化走到现在，是社会整个精神环境出了问题，文艺的低俗粗俗、审美观念颠倒是必然的表现，这是与社会价值观失范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孤立的问题。
张颐武：近年来，通过“低俗”方式抓住人们眼球以博出位的人也有很多，比如郭美美炫富，大家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还会得到更多关注？追溯这些低俗现象的源头，是拜金主义、价值沦丧、消费主义等负面问题，但深入分析公众对此复杂的态度，其实也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幸福感”和“自我认同”的焦虑和渴望。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之中，这些渴望变成了幽默、反讽、自嘲等不同态度，或是成为对安慰、体贴和关怀的更多的渴求，在前者的推动下，就有了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但是对于后者的忽视，则有了低俗庸俗的作品出现。
笔者：大家认为当前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应如何把握低俗与通俗的界限？怎样在社会环境和文艺创作中营造“低俗而不庸俗”的局面？
张颐武：对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而言，低级趣味和大家创作的正经作品实际上是有明显界限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为了迎合公众趣味，让大众看到阴暗的一面，宣传赤裸裸的拜金主义，通俗就变成了低俗。判断低俗与通俗，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解读。对于青少年，浅显易懂属于通俗，而对于成年人，揭示人性的复杂和深度，暴露社会阴暗面，尖锐批评时政，就不属于低俗的领域。我们反对低俗，但不能将低俗理解得过于狭隘。
陈奇佳：不是说话题涉及到色情和暴力的就一定低俗，而不涉及色情和暴力就一定不是低俗。首先作家写作时要有责任心，想到自己写出来的作品如果被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看到会怎样？推而广之，如此想来，作家的分寸感就会加强。第二点就是创作者应该看更多的经典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现代作家们普遍的问题是文化积淀太弱，比起前辈，他们需要深入生活。在用自己的世界观去把握生活甚至是改变生活的野心方面，现代作家也不如他们前辈激情和丰满。另外，我认为，评论家与有关的管理部门应该对低俗还是通俗起到“看门人”作用。商人注重经济效益，创作者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亦有创作的自由，管理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态度和适度的控制与监管更为重要。
刘藩：现在电影受网络影响很大，网络本身比原来的媒体空间低俗。历史上留下来的文艺作品都是经过文人加工修正的，越是底层的越低俗，但底层的又都有鲜活的生命力。网络文化改编而来的一些电影就有这种特点。好电影不管商业片还是文艺片，都离不开暴力、情爱等场面，但表现方式是克制还是渲染，有度的区别。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电影在“容忍低俗”上经历了“逐步宽容”的过程，大家越来越自由，口味也越来越重，换个说法就是越来越低俗。对娱乐，历史地看，曾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但是辩证地说，现在有点过头了。拍一个片子全国人民老少都看，问题就出来了。成年人有进行各种娱乐的权利，青少年应该有青少年的纯洁的娱乐。但我们特别不希望看到的是电影人失去慢慢拓展出来的创作自由，又被套上道德的紧箍，遭到过分打压。
张德祥：今天的状态要扭转，但低俗现象不会像北京风吹雾霾散一样很快消失。风不吹，霾不就又来了吗？首先还是要从改造全民族的价值观做起，把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贯穿在文艺中和生活中；其次就要进行制度建设、法制建设，人性如水，给他方容器就方，给他圆容器就圆，社会环境好，坏人都不会做坏事；制度不起作用，好人也不能坚持做好人。社会风气和大环境转变了，“坑蒙拐骗、公鸡下蛋”的大忽悠就再也出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