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中国故事 如何克服文化差异？（文学新观察）

　　“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始终需要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家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建造者和守护者，那么文学翻译家则是这种精神力量不可缺少的传递者和沟通者，是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当自己被世界上优秀的文学作品所打动时，会首先想到感谢翻译家。”在第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没有翻译家们奉献的智慧，很多读者将会是璀璨的文学星空下的盲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酒好不怕巷子深”。但生活在资讯爆炸、信息繁杂的当今世界，酒好也怕巷子深。铁凝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交流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文学让人们在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文学和文学翻译都是通向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

　　翻译是一种乐趣，但翻译中所遇到的文化差异却困扰着每一位翻译家。瑞典隆德大学中文博士陈安娜翻译过苏童的《妻妾成群》、《碧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作品，但她依然觉得，翻译工作的困难常常令人感到沮丧。哲学家加塞特就曾提到“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也提到了翻译的荣耀。翻译家的荣耀，就是挑战了这种不可能性。

　　历史、成语和叙述方式

　　曾翻译过《红楼梦》、钱钟书的《围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作品的荷兰翻译家林恪，认为文化差异对翻译和阅读中国小说的影响有三个难点，一是现实与历史背景。如在翻译《围城》时，荷兰读者如果对小说历史背景没有足够的了解，对《围城》的欣赏就会受到影响。他采取的翻译策略是，用爱情“引诱”读者进入小说。读者被吸引以后，或许会产生兴趣去了解抗日战争。林恪希望用这种方法尽量控制不让太多的东西“在翻译中流失”。同时，他还为荷兰语译本写了译者后序，介绍小说的历史背景；二是成语。他认为，无论哪一种语言，翻译成语是一大难题，文化差别越大，翻译问题就越复杂。他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处于拓荒阶段。不仅是典故成语难翻，像“天马行空”这类普通成语有时也令人伤透脑筋。既没有现成的熟语，又不能以大白话意译而失去文学意味，林恪只好尝试用雅韵、头韵或韵律来模仿荷兰成语的味道，以求尽可能尊重原文的风格；三是小说的叙述方式。林恪说，在中国小说的叙述方面，译者大概只能充当一种间接的角色，通过多翻译、多介绍中国文学，让西方读者适应产生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文学艺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要考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预想，希望这样能够诱导外国读者，帮助他们逃出西方文化的“围城”。

　　“解读中国是很艰难的任务，因为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必须经过很多深层的理解阶段才能看出哪个是它的真相。”翻译家李莎说，又因为同时存在着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中国想给外界展示的形象等，各种不同的角度不断地肯定又否定了她脑子里所有的文化定型。而中国小说中或真实的叙事、或虚假的传奇皆使她眼花缭乱。而她真正接近中国实质的做法是：停止判断对错，观察、细听、触摸、欣赏。

　　解说、后记和书评

　　对日本读者来说，如何“解读中国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克服文化差异，这就首先要对中国文学做整体的介绍。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饭塚容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读者在阅读之前对中国文学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或者对该作品在中国文学界占有的位置和意义有所了解，那么，阅读便会相对顺利。多年来，日本的《文艺年鉴》和《中国年鉴》介绍中国文坛每年发生的大事和主要作品，所起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而饭塚容本人则在翻译和推出作品的时候始终坚持为作品撰写“解说”或“后记”，并邀请“圈外人”来写书评，他认为，这些信息会进一步提升读者对作品的了解和理解。

　　比如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后记”中，饭塚容把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日本和美国卖血的情况补充进去。因为现在的年轻读者对这些“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这样的补充介绍，会让读者了解，靠卖血抚养子女、维持生计不是现代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有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许三观的故事才能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饭塚容说。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阿齐兹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信、雅、达。对已选定的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传统或风俗的差异，原则上是按原文全部翻译，不会任意删去任何内容。“因为译者的任务是完整、准确地传达原著者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诉说的，及其艺术构思及语言风格，也就是原著的本来面目。”阿齐兹认同严复先生所提出的翻译三步法。同时，他也表示，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和交流才有意义。对于中国小说中重复出现使用同一个词的情况，他则会用多个近义词来替换，以保持原文的文体美。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正在减少

　　现任美国波摩纳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白亚仁前不久翻译了杭州青年作家孔亚雷的小说《UFL》和《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班机上睡着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文化差异并不如人们平时想象的那么大：故事人物喝的饮料是咖啡、白兰地及威士忌，听的音乐是巴赫《平均律》，读的书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米德尔·马契》、《小王子》，开的车是SUV，熟悉的历史事件是肯尼迪的被刺、泰坦尼克号的失事，关注的明星有麦克尔·杰克逊等。

　　白亚仁说，把这些作品翻译成英文是非常舒适而毫不费力的一项工作。

　　这个例子或者可以说明，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而在10多年前，白亚仁第一次尝试翻译中国小说时，之所以看中余华的《黄昏里的男孩》，是因为当时西方读者所接触的中国当代小说往往有很浓厚的政治味道，突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差异，而《黄昏里的男孩》与中国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内容不外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感情问题、婚姻危机、代沟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黄昏里的男孩》英文版出版时，兰登书屋还特意给这本书添加了一个副标题《黄昏里的男孩：隐秘中国的故事》。外国人经常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东西，“隐秘的中国”正是那些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东西。

　　同样是余华的作品，《第七天》中却有很多外国人不熟悉的一些东西，如“五子棋”、“北京两会”、“党代会”。白亚仁认为，如果读者有兴趣，都应该能上网查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需要刻意注解。

　　当然，造成不理解甚至不快的文化差异也有。因此，白亚仁认为，如何面对中国小说的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与西方读者的接受品味的差异，是绝对保留原著的本来面貌，还是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这恐怕是翻译家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日本《中国现代文学》总编栗山千香子则认为，即使是产生于异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只要读者能够品味到作品的精彩之处，那么，就一定能被接纳。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来就具有远远超出原作者和翻译者预料的、能够为异文化土壤所接纳的、坚实地落地扎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