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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经济”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成为令所有人都迫切希望看到“答案”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如何行进、房地产市场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健康有序以及体量巨大的侨商外资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引进，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者董志龙向本报记者畅谈了他的看法。
人民币“成熟”首先要体制“成熟”
问：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也受到国际广泛关注。您在《人民币崛起》这本书中也谈到了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问题，您认为目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是什么？
董志龙：总体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战略，目前已进入最佳机遇期，但人民币的海外存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敞口风险几乎为零，所以，人民币的崛起尚有待时日。作为贸易顺差国，未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促进内地企业到海外投资或发展；二是推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金融以及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往来；三是谋求人民币计价。除此之外，鲜有可能。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2009年—2010年期间，在我们和韩国方面一起筹备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时候，由于会议需要跟韩国方方面面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人民币在韩国要想成为一种“强势货币”至少还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尽管东南亚整体来说对人民币认可的程度较高，但是从货币的角度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金融角色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国家和地方还是不认同你的。
实际上，货币主导权的竞争体现的是货币发行国的综合实力。1914年时美元还处于零起点，但到了1925年，随着美国国力的上升，美元便已经超越英镑。此后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绝对霸权之后，美元就牢牢地雄踞经济金字塔的顶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资本而非其他的东西创造了人类的近现代史，创造了美国经济的成功。
我曾经在欧洲就华人经济做过长期的调研，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比较希望人民币国际化。这也是我写作《人民币崛起》这本书的来由。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人民币要走国际化的道路，靠美国肯定行不通，人家也不可能支持你，所以必须争取欧洲伙伴的支持，也就是要和欧元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相比美元来说，欧元的历史较短，跟人民币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人民币崛起》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之后，反响非常好，可以说香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态度是非常欢迎并且关注的。这本书后来翻译成英文、德文等版本进入欧洲，在欧洲也受到欢迎。国内研究者目前多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利率市场化也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入”的程度，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
首先，利率市场化需要银行的工作人员达到非常专业的程度，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连起步阶段都没有达到。利率市场化，按照市场的浮动要求，需要银行从业人员以专业的态度和水平来进行业务的操作。人民币是不能随行就市的，而是需要银行根据不同的贷款、不同的产品品种来制定不同的利率，形成回报的稳定性。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困难的。
其次，打破垄断利益和改革金融运行机制也是一个必要前提。前两年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贸易体制受汇率影响较大，加上美元等强势货币的挤压，内外交困的境地倒逼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这才会让银行拿出时间表。但是实际上呢？银行的时间表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比较明确的成果。一种观点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这件事上并没有内生的动力，毕竟向市场化的推进可能影响的是它们自身的利益。我看这应该也是阻碍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业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利益集团能不能破除，是我们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的前提。
任何一个改革，都需要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能够进行，获得的机会更多。如果将经济运行比喻成一列列车，科技发展与社会创新就是这个列车的车头，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个列车的轨道，各种结构就是车厢间的相互链接，而资本则是列车的能源与动力结构。而决定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的不但是资本，也包含种种社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并不取决于车头处在什么位置，而是取决于车尾处于什么位置。列车即社会的安全，不但取决于车轨、车厢间的链接，也取决于能源与动力结构的安全性。所以，从经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说，资本应承负的核心责任就是社会建设。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一种资本投资获得的回报，都是建立在社会建设投资基础上的回报，因而，资本投资必须兼顾经济社会运行的系统性关系，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大前提，一言以蔽之，资本投资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
房地产降低利润率才是长远之道
问：从中央提出要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以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您此前也一直关注房地产对城乡财富分配机制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可以请您谈谈破解城乡土地二元制，发展良性的房地产市场的看法吗？
董志龙：首先，在我看来，改革以来涌现的财富增长浪潮可以概括为以下六次：
早期的乡镇企业即后来的民营企业及股份制企业作为改革之初的创富先锋，引领了改革之后第一波财富潮。而当时乡镇企业分布比较密集的是沿海各省，内陆地区少有上规模的。打那起，就埋下了发展不平衡的隐患。
第二波财富潮是国企改制，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国企。为了搞活企业，招商引资，国企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转让的案例数不胜数。这个过程一方面加大了民营企业的数量，一方面也改变了社会财富的结构，加大了财富的不平衡。
而对于第三波财富浪潮，即与股份制改造相对应的新兴资本市场——股市来说，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争议。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股票市场的确起到了设计之初的合理促进资源配置的作用，汇集了社会闲散资金。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股市制造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也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
在第四波财富浪潮即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发展之初的房地产业，尚符合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房价也符合公众的收入水平，尚未招致社会的批评。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住房需求的加大，地产蛋糕越来越大，备受诟病的土地财政也浮出水面，房价越来越高，地产泡沫快速集聚。社会财富也出现了奇妙的转换，绝大多数可支配财富凝固在一所所灰色建筑中，财富毫无悬念地向地产业集中。客观地说，过热的地产业以及高房价剥夺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观念，导致经济与社会畸形发展。
第五波财富浪潮理所应当归于煤炭业，资源致富虽然富了一批人，但带来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明显，不仅矿难频出，也制造了许多金融乱象。
对于公众来说，最没有非议与批评的要数第六波财富浪潮了。以电子商务为特征的第六波财富浪潮是建立在信息通讯基础上的财富创造。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这几波创富浪潮，总体来说是属于城市经济的，因此，随着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种局面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此外，社会财富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财富观念正受到强烈冲击。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去调研河南最大的农业县商水县等地方，了解到他们实施土地流转、建立规范的土地交易所、土地银行及农民保障问题的试点。可以说，土地流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土地资源的有偿使用让土地资源意识空前强化，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对城市升级与扩容以及农村土地的高效合理使用具有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土地流转机制实施后，土地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谋划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那么，土地流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农民的权利保障。长期以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土地就是最可靠最基本的保障。尽管我国农村已初步建立起了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社会养老保险、优待抚恤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家庭赡养、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等保障项目，此外，国家还实施了自然灾害专项救助、特困救助、对农村重点贫困对象予以适当的生活救济等措施，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比较而言，土地保障仍然是最有力最基础的保障。因此解决土地确权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在这些年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土地大量地被廉价“拿走”，利益被各种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侵蚀。因此，土地确权和农民权利保障的问题实际上是治本的问题。如果农民的土地剥离之前，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提供给他，那么必然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隐患。
所以，要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农民的土地确权问题。要让农民有权利将土地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本。由此，农业经济不再是简单的农业生产，而是带上了资本运营的特征；农民也最终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农业经济也不再是一个封闭式体系，而是更方便金融资本介入的产业体系。而资本农民也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农村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与进步。
中央现在的政策很明确，将来农村的经营性用地要采取跟国有用地同等的使用方式，这就可以让“土地财政”自然终结。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农村的经营性用地不再被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捆绑的话，那么我们将来土地的价格就自然而然地会下降，这是一个趋势。当然，这也需要中央的政策能够“一竿子插到底”，破除现在的利益垄断。
今年国庆节过后，市场上又有声音开始说，房价又“涨起来”了，这个片面的论调其实有非常大的误导性。我们不能仅仅从一些个案城市、从一些短时期的具体价格来看整个市场的运行趋势，而是要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民众的购买力有没有这么大？整个经济转型放慢的时候，房地产有没有炒作的空间？在现在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已经逐步开展的情况下，农民手上将会有大量自主经营性的用地，这些入市的土地价格必然会得到抑制。现在的房地产商虽然高价拿了地，但是也不可能阻挡整个土地市场的改变，哪怕他们有实力承担得了长时间的资金亏损，但终究还是抵抗不了大趋势。
我始终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并不会给经济带来持久的动力，土地财政的观念必须扭转过来。相反，只有在土地流转和土地确权的过程中，把8亿农民的利益保障起来，才能使整个国家有更好的经济动力，让更多中低收入者有能力拥有自己的住房，反过来就会让整个房地产市场呈现有序健康的发展。
利用侨资需要做好信息引导
问：从近代开始，有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海外至今的100年间，中国海外侨胞人数从1000万增长到了四五千万，华人资本从100多亿美元增长到了2万多亿美元。这些侨资对于国内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股很好的“活水”。请您谈谈目前我们在利用侨资方面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董志龙：我在西班牙的时候曾经跟当地的华商领袖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作为侨商，经过了海外多年发展之后能够再重新投资到国内来，参与中国的发展，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不过他们也提到，如果华商投资回国是为了单一的项目，“单打独斗”回来，那么当地政府对侨商的承诺常常最后会走样。作为应对，侨商后来喜欢采取组团的方式，以商会的形式回国投资和合作，也以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想地方政府也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自己这里无论是什么项目、什么产业，只要给了很多优惠条件就能够吸引境外资本的投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地方政府常常是对外部环境、政策以及国际上的产业发展形势不够了解。所以我们在利用侨资和引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为了保护侨商的利益，国内必须有一个甄别的过程。对于哪些产业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和成长空间，哪些产业已经处在下坡路上，能够给出合理的建议。商务部门要给出一个合理的引导，这也是完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要通过这种方式对海外华商投资进行合理的引导，而不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管理。
现在，中国农村市场开放，对于外资的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很多资金充沛的侨商都在关心，中国未来有什么值得投资的领域？我跟他们讲，随着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这个市场逐渐成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新的产品，更需要的是新的技术、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要引进外资，还需要引进观念、引进方式，从这些里面寻找利润空间。
打个比方来讲，如果一千万人有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这可能会带来十几万亿元的收益。也就是说，“农产品中的奢侈品”其实是一块非常大的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有机农产品、特色农产品等的需求也飞快增长，而物联网的发展也将会让这些优质农产品非常便利地送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在物质产品相对丰富的今天，应该说全国对于优质农产品的需求量一年比一年大。这个商机是很值得抓住的，并且这个市场的潜力是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以中原地区为例，一亩地现在一年的租金平均1200元，一年能种两季，那么如果谁能租上一千亩、两千亩，达到规模农业，并且利用好国家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那么，投入一元钱，就能实现差不多50%-60%的利润率。同样的资金如果投入到工业中，可能就会面临相对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侨资未来进来的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方向就是投入到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当中去，投入到土地流转、农业发展以及高技术的朝阳产业当中去。我们现在劳动力成本上涨、污染成本上涨、产能过剩，那么在新一轮引进侨资的机遇里，就必须要抓住未来消费市场的增长点。我认为，只有这样的产业引导才能增强侨商的信心，也增强其他外资的信心。
附：董志龙简介：经济学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论坛创始人，中国资本论坛秘书长，资深媒体人，著有《人民币崛起》《资本革命》《资本农民》《货币大战》等28部经济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