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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15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本报撷取了其中的关键词，请专家座谈，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飨读者。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现象。各位专家对习近平指出的这一现象怎么看？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习总书记形容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眼光很准，对当下文艺的整体评价和概括简要明确。我认为，首先，习总书记对当前文艺创作取得的成就是高度肯定的，所以才说“有高原”，“高原”不是平原，更不是洼地；其次，从更高层面上讲，确实我们还缺少能代表时代水准、代表国家文化艺术形象的高峰性的作品和艺术家，高峰性的作家应该是关汉卿、鲁迅、巴金、曹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莎士比亚、萧伯纳、雨果这样量级的，高峰性的作品应该具有像他们的传世名著那样的人性深度、生活厚度和时代温度，能给人“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感，具有宽广的视域和胸襟。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其实中国不管哪个艺术领域，目前在世界上都没有达到高峰的作品。就文学这方面来说，当下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前所未有，应该得到充分认可。民众的文化水准大大提高，打工者也写诗、小说。但是当前文学的受众和创作者常常是一体的，所以出个公认的好作品特别难，读者对作品的预期很高。
范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习总书记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就是有数量没质量，缺少精品，比如动漫创作中，我们完成的数量是世界最多的，去年达到了20万分钟，但是像好莱坞的《功夫熊猫》这样有世界影响力的动画作品还少有。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大路货”比较多，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不多。近年来我国生产的电视剧每年都有一万四五千集，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不多，这就是现状。
刘藩（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国产电影近来不仅没有出现高峰，电影“高原”的高度也还不够，票房确实很好，但能拿得出手的好作品不多。虽然市场不错，但《大闹天宫》、《爸爸去哪儿》、《分手大师》、《后会无期》、《小时代》、《心花路放》等品质都是中下等，不理想。
记者：看来大家都赞同文艺创作确实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文艺的各个行当都有类似的表现。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陆建德：我认为，市场相对而言给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很大，邀请名家参与的活动多，出版社给的创作时间也比较紧。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很快，很难想象个人会进入清静状态。最近一位澳大利亚作家获布克奖的一部小说，写日军战俘修建从泰国到缅甸的一条路的故事，作者写了十几年，一丝不苟地了解当时的生活细节，进行面面俱到的调查研究，这种情况在中国难以想象。
毛时安：30年来文坛变化很多，有的变化有利于创作，有的对文艺家产生了负面心理影响，例如有些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就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文艺界总体形势趋好，但发展过程有曲折有起落，如果30年来都能像习总书记说的这样宽厚、宽容、自由、松弛，可能早就出现高峰了。从文艺家个人来说，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自身能力还有提升空间，比如长篇小说越写越厚，短篇小说却越来越少人问津，而国外是长篇自由生长，短篇深刻简明。一些作家对我们生动复杂的时代生活缺乏热情和敏感，对丰厚的历史也缺少高度提炼、概括的能力，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深刻穿透现实。
范周：许多地方把文艺创作当成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把它作为一项工程，特别是有的工程赶工期、急功近利，就值得考虑了。许多项目是和领导的任期连在一起的，因此需要在任期的三年五年之内一定如何如何，这种体制、机制难以出精品。美国《阿凡达》创作13年，我们的电影连3年也不可能，这和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我们的急于出政绩是有一定关系的。
刘藩：市场对娱乐的需求很大，诱惑力很强，创作者为了挣钱，就会萝卜快了不洗泥，没时间、没心思精雕细刻，不求艺术效果。为了通过审查，自己也有意识地回避可能出精品的好题材，只做娱乐的东西，造成严肃题材的影片很少。另外，创作者本身也缺乏把电影做成艺术精品的素质，一些电影创作者是通过艺考上来的，文化素质稍微弱一点，缺乏对人性、对社会、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深刻严肃的主题，受电影创作者文化修养、思想、艺术情怀的限制，根本就不在大部分电影人创作的范围里，而且社会也不鼓励，比如《白日焰火》这样的影片，只有国外得奖了，才得到支持。稍微年轻点的导演，如果受到一次打击，下一部片子就不会再去追求深刻。
记者：看来经济大潮造成的浮躁、急功近利的大环境和文艺家个人的修养、素质不够，是导致精品少最重要的原因。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专家们有哪些建议？
范周：我国评奖政策和奖励机制应该调整，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对那些需要坐冷板凳、需要有很好的创作环境的选题给予支持，让艺术家能沉下心来，创作世界一流文艺精品，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包括一些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也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文艺创作都是十年磨一戏，十年磨一文，十年磨一作品，因此不能急功近利。
毛时安：我觉得是两方面：国家要大力营造让艺术家展开翅膀自由翱翔的宽松创作环境，作家艺术家要不断提高能力。作家首先要提高认识把握生活的能力，其次是表达能力，把握好语言、节奏、样式等。要视野开阔，包罗万象，在艺术上做到极致。要敢冒风险，有“狠劲”。莫言身上就有股狠劲，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壮士断腕的劲头。
刘藩：有人说，现在是观众的需求造成了国产电影尤其是喜剧电影品质的不尽如人意，这是不对的。中国电影现在不是高品质的娱乐。其实喜剧娱乐也可以有精品，比如印度电影《三个傻瓜》。归根结底，这不是个人创作者的问题，体制、环境对创作的影响很大，所以，还是要加大对创作自由的支持度，才能出现艺术高峰。
记者：大家都对文艺现状存在一定的焦虑感，从现在的基础而言，出现“高峰”还要多久呢？
陆建德：现在贾平凹、莫言等还处于非常好的创作阶段，很多方面不比中国20世纪的作家逊色，也意识到自己的创作要有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个人的使命，也是整个文学界的使命。他们在好作品的基础上与世界最高峰比较，正在努力。相对而言，他们攀登的营地海拔已经很高了，有希望达到高峰。目前一批“50后”的创作状况很好，很活跃，有希望写出个人的也是国家的文学高峰之作。
毛时安：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文学创作高峰的雏形虽然还没有出现，但趋势是有的，若干年以后有可能成为文学的高峰，我们对此要有信心。例如莫言这样的小说作家，现在有十几位，诗人也有数位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舞台艺术有一些作品，比如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数部，美术创作上也有几位。文学上，30年来，从王蒙起，我们几代人一直在努力，没有高峰，但有了山峰，有山峰就有可能成为高峰，就像没有青藏高原就没有喜马拉雅山，高原为高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有高原缺高峰”论也代表政府对艺术家的期待、鞭策和希望。另一方面，从当代看当代文艺创作是有局限的，一切还有待于历史与时间的汰洗、考验，毕竟当代人的眼光、尺度受所在时代的限制和利害关系等的制约，当代看当代容易有偏差，一定要经过时代的沉淀，才能看出当代作品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