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红高粱》，红火三十年

　　10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家贾平凹谈及第一次读莫言作品的感受，就像放火烧荒的野孩子，“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红黄相加，随风蔓延，十分壮观”。在贾平凹看来，莫言作品如同果园里疯长的一棵野生叶藤，有吸取营养的能力，更有经受风雨雷电的能力。

　　这种源自乡土的野性，化作了莫言笔下一片片孳生、一茬茬拔杆的红高粱。

　　1986年问世的《红高粱》，奠定了莫言在华语文学中的地位，也将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近30年过去，这片红火的高粱地早已蔓延出了文学的国度，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问世，荣登多个国际大奖，成为那个时代绝对的经典。今年10月27日，期盼已久的电视剧《红高粱》在山东、北京、浙江、东方四个卫视联袂首播，周迅、朱亚文主演，掀起新一轮收视热潮。除此之外，还有青岛歌舞剧院改编的舞剧《红高粱》，在2013年斩获“文华奖”。

　　莫言也曾计划将《红高粱》改编成秦腔，这种如利剑刺破天空的高亢嗓音，如黄土地上的阳光一般刺目、火辣，好似生命的呐喊。

　　茂腔戏《红高粱》看哭莫言

　　在这么多的《红高粱》艺术形式中，莫言对老家的茂腔情有独钟。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胶东地区的戏曲形式，在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和《生死疲劳》中被称作“猫腔”。相传在清朝雍正年间，由高密乡的怪才常茂创立，因唱腔高亢嘹亮，婉转处犹如猫叫，故而得名。

　　在莫言的小说中，这种悲怆高歌的本土戏曲形式，充满野性，也充满力量，同满田野栽种的红高粱一起，成为生命力的最好的表达。

　　就在不久前举办的山东·高密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艺术节上，精心编排的现代茂腔大戏《红高粱》在高密大剧院隆重首演。

　　为这场演出，高密人下足了“血本”：国家一级编剧王勇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周波任导演，70余人参与演出，整个高密茂腔剧团几乎全员上场，是近几年来最大型的一出现代茂腔戏。

　　“《红高粱》和高密茂腔可以说是高密的两大瑰宝，当这两大瑰宝结合在一起，绽放出来的光彩是无与伦比的。”茂腔戏《红高粱》艺术总监王华莹说。

　　首演当天，可容纳800人的剧院里，座无虚席。莫言也受邀观看了演出。

　　改编后的茂腔戏《红高粱》由出嫁杀鬼、抗婚守身、高粱地野合、心心相印、罗汉救友、鬼扒人皮、民族觉醒、复仇烈火8个独立情景组成。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满溢着红高粱烈酒气息而喷发出的阳刚之气，让现场观众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30年过去，《红高粱》中展现的高密乡人民勃发的生命力和抗争的血性，依然鲜活。

　　当刘罗汉为了保护九儿和余占鳌，被残忍的日本兵下令剥皮处死，慷慨悲壮的高歌，引得现场掌声雷动。而因在日本兵的逼迫下剥了刘罗汉的皮而发疯的孙五，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高粱地里吹响唢呐，整个舞台只有孙五一人，偌大个现场只有高亢嘹亮的唢呐声刺破寂静，一股悲凉由衷而发，不少观众埋头低声啜泣。

　　整个看戏过程中，坐于前排的莫言神情十分认真投入。在戏的最后，九儿挑着两坛子高粱红酒，义无反顾向高粱地里的日本兵冲去，与敌人同归于尽，高亢的茂腔再次响起，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观众席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而莫言悄悄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当演出结束后，有人问莫言对茂腔版的《红高粱》有何感想时，莫言显然还沉浸在之前的感动中，沉吟着说了句“我得想想”，停顿了几秒钟后，又说：“很好！”随后，莫言表示，能将高密茂腔和《红高粱》这样糅合起来，是“非常好的！”

　　《红高粱》的倔强感染着每个演员

　　看过《红高粱》的人，都被其中塑造的一个个倔强有个性的生命而感动。

　　当周迅第一次接到饰演电视剧《红高粱》中“九儿”一角的邀请时，她犹豫过。巩俐饰演的电影版“九儿”已成经典，有可能超越吗？

　　但事后想起，周迅觉得能够出演“九儿”这样完整、有力量的角色，非常幸运。尽管在周迅眼里，她没有“九儿”的悲惨遭遇，但“九儿”强大的生命力让她感动。

　　业界戏称“迅哥”的周迅，跟“九儿”一样，有一股倔强劲儿。她曾经说过，做演员就是要毁灭自己，一点点去掉自己，进入角色。

　　从首播的镜头看，穿着花袄的周迅精灵感十足，一颦一笑透着至情至性的生命力。周迅直言对“九儿”充满尊敬：“她的命运还是挺悲的，她碰到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爸爸卖掉、被嫂子算计、被初恋情人出卖……我看这个角色时对她充满尊敬，我也希望我自己表演得游刃有余。”

　　而被“九儿”感动的，还有高密著名茂腔演员孙红菊。

　　孙红菊今年已经50岁，为演好年轻的小姑娘“九儿”，她在40多天的时间里，整整瘦了27斤。演出的过程中，她要一直穿着一双绣花小鞋，大红色的缎面，12厘米长，典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排练加演出，孙红菊都要穿着这双绣花小鞋，实际上就是垫着脚尖走路，后脚掌处于悬空状态，辛苦不同寻常。

　　“看，现在两个脚趾甲已经脱落了，前脚掌也肿了。”孙红菊笑着说。

　　同样拼命的还有整个团队。

　　从8月初开始编写剧本，剧情设定、演员定角色、音乐设计等工作同步展开。8月23日进入正式排练阶段，到10月10日正式公演，演员们只有40多天的排练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演职人员白天晚上连轴转，40多天没有好好休息过，连国庆长假都用在了排练上。

　　茂腔戏《红高粱》剧中男主角“余占鳌”一角的演员单宝宏说，由于晚上经常排练到凌晨三四点，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所以他与多名演员的嗓子都“坏了”，声音沙哑喉咙刺痛。“饰演‘刘罗汉’的演员薛林涛，彩排时由于长期劳累摔倒在舞台上，当时头上都流血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耽误排练和正式演出。”单宝宏感慨道。

　　高密东北乡里的“红高粱精神”

　　九儿、余占鳌、刘罗汉、孙五……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的诸多文学形象，像野地里的高粱一样，充满了倔强的生命力。高密人喜欢把这种生命力，称作“红高粱精神”。

　　在莫言的书中，它是火辣辣的高粱酒，是颠着花轿的豪情高歌，是扛着两缸烈酒冲向敌人杀生成仁的悲壮。而新时期，高密人喜欢把改革创新、不服输的精神，看做是“红高粱精神”的延续。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高密人就打起了红高粱的主意。创办了红高粱文化节，向世界推销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高密文化。在今年举办的第五届红高粱文化节中，高密人重复着一句话：“高粱红了，莫言也回家了。”而莫言笑称，“不光高粱红了，收获玉米、播种小麦的季节，我都会回来。”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红高粱”一下成了具有国际品牌效应的文化品牌。高密人也盘算着怎样将“红高粱元素”整合、包装，做强做大。

　　他们计划着将文学世界中的高密东北乡搬到现实中。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东北乡文化旅游项目采用市场化运作，总投资16.7亿元，按照“一心一环一带三区多点”的规划结构，计划将景区打造成为国内知名和具有独特浓郁高密东北乡特色的文化旅游景观带。

　　“一心”即莫言旧居乡村文化旅游区，“一环”即红高粱文化休闲长廊，“一带”即胶河生态景观带，“三区”即青草湖（红高粱）影视拍摄公园、孙家口伏击战旧址（素质拓展基地）、东北乡红高粱庄园，“多点”即红高粱种植基地、公婆庙惨案纪念馆等。

　　游客可以在“复原”的高密东北乡中看到莫言小说中的平安庄教堂、红高粱酒坊、炉包铺子，还有蛙码头、会唱歌的墙、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酒缸塔等。

　　而高密的红高粱影视基地更是名声在外，电视剧《红高粱》的主要场景即取自于此。

　　把红高粱做成文化品牌，让高密人尝到了改革甜头。

　　30年过去，《红高粱》早已翻越了文学的篱墙，演变成多元的艺术形式，感染着一批批的读者和观众。但艺术形式终究是有限的，《红高粱》的意义绝不等于写作或表演。故事中郁郁勃发的生命力和倔强不屈的“红高粱精神”，深刻影响着欣赏它的每一个人，也影响着现实的改革事业。

　　这才是《红高粱》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