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来自广东的“90后”英语导游岑志豪离开西藏,结束了半年的援藏导游生活。他是49名全国第十二批援藏导游员中的一员。截至今年,导游援藏工作已开展了12年。在此期间,经过层层选拔,全国共有660人进藏从事导游援藏工作。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局长喻达娃表示,导游援藏工作有效缓解了西藏旺季导游员不足、语种不全的矛盾,为西藏旅游产业的发展、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以及西藏导游队伍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对于这660名援藏导游而言,在西藏工作期间的艰辛与挑战,早已和那里的蓝天、白云、雪山一道,永远地刻在了心里,成为各自人生的一笔财富。
身体心灵的双重考验
除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职业经验丰富的业务要求之外,良好的身体素质也是援藏导游的必备条件。尽管经过严格的体检,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到达西藏的第一天,高原反应还是给江帆来了一个下马威。
2005年4月15日,在成都接受4天集中培训之后,作为第三批70名援藏导游的一分子,江帆从成都乘飞机抵达拉萨。高原反应如期而至,却比想象中还强烈。“缺氧胸闷,感觉全身上下的毛孔都窒息了!”江帆说,第一天晚上,他把窗子打开,头靠着窗户,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氧气,这才勉强入睡。可是即便这样,到了半夜,还是忍不住到厕所呕吐。“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迷迷糊糊地挤了挤鼻子,感觉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流出来,一看,鼻血已经染到了被子上。”这之后,江帆习惯了每天早晨起来擦鼻血。当地有经验的导游还建议江帆,如果带长线游客,在野外时间多,最好不要洗脸,以免脱皮或是被晒伤!
对于来自浙江的江帆来说,西藏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都是全新的领域,请教专家、阅读相关书籍是必修课。到西藏旅游的欧美游客比较多,国家旅游局给每位援藏导游发了一本28万汉字的《西藏导游基础知识》,江帆就先把书读透,并融入自己的理解,白天接待游客时再用英语熟练地讲解给外宾听。“这样,遇到外宾的提问,才能游刃有余。”江帆说。
带游客走进藏民生活
许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西藏旅游,但行前看到的参考资料却往往是陈旧的,有些甚至是60多年前的旧书,脑海里预设的西藏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的地方。第十批导游援藏队总队长吴苏洪就经常会遇到对西藏存有误解的外国游客。这些外国游客看到西藏农牧民住着漂亮、坚固的房屋,用着时髦的家电、手机,都会露出惊讶的神情。因此,向外国游客讲解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成为大多数导游每一次带团的重要内容。
吴苏洪介绍,除了带领外国游客踏访西藏的风景名胜、人文景观,导游们还会做特别的安排,带领外国游客去农牧民家做客,只为了让他们亲身感受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比他们看任何文字资料更有说服力。很多外国游客正是由此意识到,西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自山西的“80后”德语导游杨蕴婧,在2007年到2012年间,先后四次赴西藏工作。“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是促动杨蕴婧去西藏工作的梦想。因而,熟悉工作之后,杨蕴婧有意识地把讲解内容从景点介绍扩展到普通民众的生活。
一次带团,一位外国游客对藏民的生活现状不理解,杨蕴婧面向全团游客说:“生命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同,我们不能站在一个高度,去俯视和评价生活在另一个高度的人群的生活品质。内心的富足平和也是人生的喜悦,不可以一概而论,全部用物质来衡量。”这一席话折服了全团的客人。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居住条件,到民族文化差异,杨蕴婧尽可能地通过专业、详实的讲解,向外国游客传播西藏真实的现状。
难以忘怀的西藏情结
唐元峰和江帆是同批的浙江援藏导游。在西藏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下,他对于自然、生命怀有深深的敬畏。唐元峰回忆起他第一次带团去珠峰的经历,每天10多个小时在路上,车上没有空调,山路上又风沙极大,不能开窗,强烈的日照下,车厢犹如蒸笼,闷热之下,人很容易昏睡。猛然惊醒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的大半个前轮已经悬在山崖外!自此之后,唐元峰再不敢在车上睡觉。
和唐元峰一样,在西藏的工作经历,也让杨蕴婧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她的援藏经历中,常常碰到一天花十几个小时在路上的情形。有时,一些地方车无法通过,只能步行。如果队伍里有老人、小孩,杨蕴婧就会格外小心,提醒游客尽量少说话。一次,一位德国老太太深夜高原反应强烈,被送往医院,老人血氧量不足70(人的正常值为95—100),杨蕴婧主动当起陪护,悉心照料老人,直到老人的血氧量逐渐恢复,清醒过来。
即便时常面临诸如此类的极端环境,唐元峰依然种下了深深的“西藏情结”。回到杭州之后,脑海里还是时常浮现出拉萨的景象,甚至向朋友“抱怨”:杭州的空气黏糊糊的,还一度因为“醉氧”睡不足。在外购物,碰到商家使用塑料袋还会忍不住告诉别人“这是不行的”,因为拉萨是明文规定禁用塑料袋,只能使用一种可降解的环保袋。“援藏经历,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职业财富积累。”杨蕴婧则认为援藏是她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经历。“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一切都豁然开朗。一想起西藏的天空,我就可以对什么都从容地一笑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