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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时期的御碑有特别的造型和制式，都是用四种文字篆刻而成的。同一个内容要用四种文字，即滿、汉、蒙、藏四种文字来表达，分别篆刻在同一块石头的四个立面上。这块石头一定是四四方方的立方体，非常高大，还有碑顶和碑座，配有复杂的浮雕修饰，很气派，很庄重，还有硕大而华丽的御碑亭加以保护。
这样的石碑，在北京可以找到6块，其中有两块最为重要，它们都有涉藏的内容，有着巨大的历史文物价值和现实的社会意义。这两座石碑分别是香山公园（以前是皇家园林静宜园）里面的《昭庙六韵碑》和雍和宫喇嘛庙里面的《喇嘛说碑》。
乾隆皇帝即将七十大寿时，西藏地区的班禅六世大师奏请皇上允许他率部晋京为皇帝祝寿。那时八世达赖只有8岁，六世班禅大师是他的老师，在当时的西藏有着最高领袖的地位。乾隆皇帝非常高兴，恩准了六世班禅大师的请求，欢迎他到北京来。于是六世班禅大师于1779年率领了三千人马，浩浩荡荡，走了一年零一个月，到达了乾隆皇帝夏季的皇宫——承德避暑山庄。在此之前，利用大师上路的时间，乾隆皇帝专门为六世班禅大师修建了两座藏式寺庙，一处在承德，仿效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寺，另一处在北京静宜园，修建了藏式的夏季驻锡地——宗镜大昭之庙，简称昭庙。乾隆皇帝还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藏语，准备用藏语和班禅大师直接进行交谈。在承德参加完隆重的祝寿典礼之后，乾隆皇帝和班禅大师回到北京。乾隆皇帝请大师住进修缮一新的西黄寺，并决定和班禅大师一起去香山昭庙出席其开光大典。班禅大师在昭庙逗留了四天。乾隆皇帝写了一首《眧庙六韵》用四种文体刻在石碑上，立在昭庙之中，表扬了六世班禅大师远道而来的祝寿诚意，并以此来表达振兴喇嘛教的深远意义。《六韵》原文的最后一句是：
“雪山和震旦 一例普庥嘉”
意思是中华内地和西藏，在同一块福云的庇护下过着美好的生活。乾隆皇帝还在《六韵》中写了许多注解，以权威的口吻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显示“我中华之兴黄教”。
这座刻于二百三十多年前的石碑明白无误地向世人宣示了西藏自古就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有远见的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历来亲同手足，亲密无间。
何等重要！
另一座《喇嘛说碑》也极为重要。乾隆皇帝通过一篇长达2179字的论文，用四种文字解说了康熙皇帝将西藏格鲁派喇嘛教传入蒙古的缘由和经过，从而泄漏了一个绝大的天机，即康熙皇帝用喇嘛教平定了蒙古诸部，一举在疆土北部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了长治久安和民族和谐。这块《喇嘛说碑》还详细记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民族政策，包括用“金瓶掣签”的办法选定达赖和班禅的传世灵童接班人，和实行奖惩分明的法制管理制度。这些英明的政策一直沿用至今，意义非凡而深远。
如今，这两座石碑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无数前来参观的中外游客，包括西藏同胞在内，都对它们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细细阅读，无不表示敬佩和深受感动，觉得妙不可言，而且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