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智造”催生 科技新贵

　　“改变，从操作方式开始。”这是畅销书《大数据时代》里的观点，而该书的译者周涛以及他所在的成都，真正实践了这句话。周涛有三重身份：32岁的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CEO、受资助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这三重身份让他成为了许多报道的主角，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成都的“操作方式”。

　　近日，成都发布了推动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这个被称为“成都十条”的政策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七成以上用于奖励科研人员；在校科研人员可兼职创业。该政策一经公布，引来大量喝彩。

　　其实，成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远不止“成都十条”，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大”：大方——不吝惜科研投入；大度——允许教师“下海”；大气——建构巨大的创新载体。

　　❶搞科研的穷不了

　　在西南交通大学，有一位教授“衣衫土气，像个卖菜老头”。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位“寒酸”的教授其实是个“有钱的主”。

　　教授名叫黄楠，他带领的团队研究出了心脏血管支架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估值1500万元。按西南交通大学规定：学校名下的100%国有职务发明专利权，划出50%给发明人团队，实现职务发明人团队由被奖励权向财产权的转变。这样算来，黄教授绝对属于有钱人行列。

　　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认为，关于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的改革，就是力求破除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固有“枷锁”，发挥高校院所的技术创新作用，充分调动职务发明人积极性，面向发展需求与生产实践，研发、转化科技成果。

　　在成都市科技局副局长丁小斌看来，知识产权归属及利益分配也是制约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由于产权归属不明晰，职务发明人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未能体现，导致成果转化率低。为确立并强化职务发明人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成都十条”规定，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不少于70%的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和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而且，这些奖励不计入单位绩效工资基数。

　　在电子科技大学的校门之外，一项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星弼牵头的“新一代智能功率集成电路芯片”项目，已经在成都实现了量产。

　　“陈星弼院士创造了一个点，假定从这个点走到市场的距离是100米，那么从实验室出来，我们还要继续走99米。”负责“院士项目”转化的成都星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甯小霖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说前面的1米很短，而是说从实验室到市场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为了弥合技术与市场的“99米”距离，充分调动科技成果输出、承接、中介等各方积极性，成都还首次以“三方资助”的方式，按技术合同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2%给予中介机构年度最高200万元的补贴。

　　❷松绑教师去“下海”

　　“终于可以不做‘地下工作者’了！”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总院院长胡基士倍感欣慰。四川大学教授、成都海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元伟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以前都是‘偷偷摸摸’做这个事情，现在终于合法化了。”

　　让两位教授“合法化”的是“成都十条”：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在编在岗科技人才兼职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并对带技术、带项目在蓉新领办企业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助。

　　“以前，对高校教授来说，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政策出台后，变得公开化、合法化。而且，高校院所和企业的协同创新，可以为成都打造一个很好的人才平台。”陈元伟说，现在协同创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对人才的培养也是非常有利的。企业可以对高校学生进行相关培训，学校也可以向企业提供科研人才。

　　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李光宪分析，随着“成都十条”的出台，逐步畅通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逐步增加的协同转化载体等，越来越多的高校院所科研技术、成果，将选择留在成都的“墙头”，实现“墙内转化”。

　　其实，在科技成果转化一事上，高校的积极性也不亚于当地政府。例如，四川大学规定，对于在产研院进行产业化示范项目工作的老师的考核，如无法保证教学工作量，可以以科研工作量折算，并设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系列”职称评定体系，主要以成果转发情况、工程技术服务等相关条件为职称评定依据，不以发表论文为单一的评价依据。西南交通大学专门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岗，让专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老师一样可以当教授。

　　“下海经商，不成功便成仁。”成都某高校老师的话搁在以前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以前，教师是严禁“下海”经商的，除非辞职。而现在情况变了。在成都为科研人员“松绑”之后，四川省又印发了《支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条政策》，提出高校科研人员“下海”创业，在3至5年内保留其身份和职称。

　　“鼓励高校、科研机构老师到高新区创业，就是为了打消创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即便创业不成功，还是可以回归高校当老师。”四川省科技厅有关人士说，创业期间的所得归个人所有。

　　❸你出主意我出钱

　　如今，周涛所在企业的客户包括11家世界500强企业、550多家独立电商和350多家互联网媒体，周涛在商业上的成绩，也离不开一份默默的支持——高层次人才来蓉创业百万元资助。当然，获得支持的不只是周涛。2013年，成都资助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除周涛外还有3人。同时，还有39名创业高校教师获得资助，资助金额共计1010万元。

　　成都对科研人员的资助向来是不吝惜的。成都市设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资助专项”，鼓励高校院所人才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在蓉创办企业，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可给予500万元资助，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成都技术转移（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该集团通过技术成果转化“发现、筛选、撮合、投入”的专业化运行体系，促进成都地区技术转移领域技术、资金、载体等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支持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其核心业务。

　　截至目前，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向成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投入的资金已近亿元，引导各类资本实际投入资金超过1.8亿元。这些获得支持的项目包括，陈星弼院士、杨刚教授、邱昆教授、周涛教授、雷景新教授等团队有较高技术价值、有一定市场前景的科研项目，以及一些由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四川省“百人计划”和“成都人才计划”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专家团队牵头的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

　　据介绍，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将构建“公共技术平台+投融资服务+综合服务”的服务模式，为高校师生创业和技术成果转化提供物理空间和综合服务，既满足高校院所创新创业团队在实施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载体等问题，又解决其成果转化与教学科研兼顾的问题。

　　为了给科研成果提高足够的资金支持，成都搭建了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推动商业银行组建3家科技支行，设立2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资金、1亿元的科技企业债券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资金、2亿元的科技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聚集各类风险机构140家、风险资本4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已累计为500余家企业提供各类科技投融资服务。

　　❹政府就是做环境

　　北京时间9月10日，苹果如期发布了新款的iPhone6以及iWatch，但iPad新版本并未面世。有人问，iPad在哪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iPad在中国，在成都——全球70%的iPad来自成都。不仅如此，全球5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也来自成都……

　　科技氛围浓郁的成都，本身就是一个大“孵化器”。成都有各类研发机构718家，有四川大学、电子科大等高校52所，聚集中科院成都分院、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等国家级科研机构46家，拥有牵引动力国家实验室、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研发平台57个。成都全市拥有两院院士33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02人、专业技术人才135.5万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人才占26%），均位居中西部城市前列。

　　成都良好的科技禀赋，加之明智的政策导向，营造出了科技顺畅转化的大环境。“政府最应该着力的就是做环境。”唐华的话很有见地。唐华认为，当前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关键。创新要素向哪里集聚，哪里就可能成为新的产业和经济制高点。科技部门工作的着力点，就是大量鼓励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科技产业化基地，依托孵化载体快速营造局部优良创新生态小环境。同时重点帮助解决科技企业投融资问题，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投向创新创业。

　　在成都“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楼宇+产业化基地”孵化链条之下，成都已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60家，孵化面积达169万平方米，在孵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团队近5000家。

　　成都高新区尤其是做环境的行家里手。7月，成都高新区酝酿已久的创新载体空间布局规划也首次对外发布，它将打造“一圈、一带、一园、多点”创新载体。据时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傅学坤介绍，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主要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带、新川创新科技园和多个综合性创新载体，主要承载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及部分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高端研发、设计、服务业态。

　　据悉，未来成都在科技大环境方面还将有大动作。成都计划到2017年，研制完成20个重点产业技术路线图；打造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科技园区3—5个；形成具有全球比较优势、全国速度优势、西部高端优势的创新型产业集群5—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