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孟子留存的那股浩然之气,我找到了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邹城。
小城不大,却是邹鲁文化的兴盛起源之地。来到这里才发现,让人敬仰和尊崇的,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部隐于山野,却又恢宏于世的煌煌巨制——北朝摩崖刻经。
初夏雨后,光风霁月,万物明净,我与邹城市书法协会主席、金文专家殷延禄先生一起来到位于城北的铁山,拜谒铁山摩崖石刻。
冯云鹏《金石索》曰:“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据考,分散刻录在邹城城区周边尖山、葛山、岗山、铁山、峄山五座阔大的山崖石壁之上的摩崖刻经,皆由北齐名僧安道一所书。千百年来,栉风沐雨,沉寂山林,直至清乾隆年间被金石学家黄易发现并录入《山东金石志》方闻名于世。安道一的书法融汇隶、篆、楷三种笔法,其人被誉为魏晋时北方的“书圣”,其字被后代书家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康有为曾赞道:“(邹县)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因此,邹城的摩崖刻经也被称为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三大宝库之一。
邹城的摩崖石刻中,我们所要拜谒的铁山石刻最特别,为一整块的花岗石坪,南向,倾斜40到45度,上部陡峭,下部平整,左侧刻大集经,右侧为石颂,下部为题名。石刻正上方有阴刻巨龙、云气、佛光图案。虽经岁月剥离,很多字迹已然消失,但远观过去,那些刻在山石上的佛经,章法随山就势,结体宽博疏放,气势弘达警遒,与山林融为一体,真正体现了物我两化、天人合一的境界。
如今铁山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生态公园,摩崖石刻在受到适当的保护后,依然以最朴实的面貌融合在市民的生活中,像一位大隐隐于市的智者,穿过1500年的时光,看人事更迭,观风雨烟云,化万千气象,依然静默安然。
只是这种静默背后承载了太多的沧桑。史载,北朝时期有过声势浩大的禁佛运动。当时,因为佛教的盛行,使越来越多的人出家为僧,佛寺占据了大量的土地,结果导致国库空虚,国势削弱。为了充实国力,恢复生产,国家开始压减寺院,劝僧还俗,以事农耕。此种形势下,安道一与众僧侣开始改变以前由书经传播的方式,认为“缣竹易销,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绝”,故将佛经刻于石崖之上,让百姓不入寺庙依然能够诵经礼佛。这场轰轰烈烈的禁佛运动,姑且不论其功过,但它用一个事实,告诉世人:国力空虚,民不聊生之时,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首要的,就是富强起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信然。
读摩崖刻经,便绕不过那段儒释道相互融通与辩争的历史,而它,恰恰是5000年来,中华文明在多元文化的互补、冲突与融合中自我吸收、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一个缩影。
与1500年的历史对望,我看到信念的力量。这种信念,原自人们对信仰的尊崇,来自国家对富强的希望,来自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不觉间,已是傍晚。晚霞又一次轻轻抚在那些石刻上,那些安静的汉字,似乎一下活了起来,在明暗的光影间,吐纳生息。下山时,和殷先生探讨从摩崖刻经中得到的零星感悟,先生一边莞尔称善,一边饶有兴致地解起了“富”字。金文“富”字(如上图书法),上面形状是房顶意味着“住有所居”,里面“(如上图书法去掉宝盖头) ”意味着有放粮食的器皿,也就是百姓有房住有饭吃,这就是最基本的“富”。佛经告诉众生:诸相皆空,来去空空。可是那来去之间,需要做什么?需要修为,需要食有粮,居有房——便是“富”,“富”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一个字,也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首席要素。富为民之本,强为国之基,民富方能国强。落后就要挨打,自立还需自强,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列居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