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之路”

　　与教育、卫生等有形的国家公共产品相对应，胡鞍钢将国家制度玄妙地比喻为无形的“新鲜空气”——看不到摸不着，人们却每时每刻都处在它的管理之中。他用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详述了中国国家制度这一国家公益性产品的渊源和现代化进程

　　今年2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专题班宣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半年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率领几个青年学者拿出了新作《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他说，西方讨论国家治理从来不用现代化的说法，因为它就是现代化，但中国不同，必须与国家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赶超并创新一种新的现代化的道路。

　　“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

　　先一体后多元的中国国家制度

　　1924年，孙中山将旧中国归纳为“个人自由，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指出“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正因如此，毛泽东创立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央决策权集中，统一财政经济体制，人民解放军统一建制和军事指挥，地方政府均服从于中央政府，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非苏联采用的多民族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为了强调一元化领导，中国不搞两院制，政协不是上院。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

　　这种体制让中国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举全国之力，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种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和个人决策机制的天然缺陷，也导致了“大跃进”、“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经济也随之多次大起大落。胡鞍钢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在制度，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

　　表明“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胡鞍钢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既没走传统教条式的老路；也没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而是经过中央内部和平的政治博弈后，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之路”，以渐进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对外全面开放，中国由此崛起。

　　作为弥补和完善，中国重建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1980年恢复1956年中共八届党中央领导体制，形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的中央领导体制，在中央内部起到分权和制约的作用；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任期保障制度，加快新老交替；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重申依据宪法治国；重建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协商制度及其他机构。

　　1993年，胡鞍钢和王绍光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提出：国家能力是国家（指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而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一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成熟、定型，二是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透明、公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分权过程，把土地种植权还给农民，经济适度由市场调节，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两只手（计划和市场）做事、两条腿（国企和民营）走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国家的本质竞争是制度竞争。“中国之路”在经济建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势。1990年，还处在苏联体系中的俄罗斯GDP占世界总量的2.4%，高于当时中国的1.6%。到2011年，俄罗斯为2.7%，中国已达到10.4%。

　　中国拥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大大超过美国的500万家和28国组成的欧盟的2070万家。200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140%。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的GDP，今年底中国有望超过美国。

　　中国的体制总能帮忙实现改革目标。中国已有1.1万公里高铁，而奥巴马高铁梦至今连一寸高铁都没实现。当今美国最大改革的奥巴马医改法案，也因无法形成社会共识而打折变形。

　　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

　　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专门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从学理角度围绕国家治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副教授将国家治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切分为两个目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有这样一个先进性的团体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不仅传承发扬中国文明，还可为人类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笑言：胡鞍钢真是每次都能赶上最前沿、最重要的事来做，之前他最先为遇到攻击的中国制度辩护，讲出制度的优越性；在谈到国家治理的时候又最先加以研究，然后迅速出书。潘维提醒说，不能把制度当做一劳永逸的永动机，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国家治理还牵涉到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诸多方面。在政府和市场之外，需要有个动态第三方以达成平衡，这就是普通大众的幸福。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说：中国制度这个大厦建好后，要考虑怎么让这个大厦能够住得舒服，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合适的空间。社会问题不是光凭市场能够解决的，该政府管的还得政府管。一个人看病全家穷。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总走在创收的路上。另外，基层优秀人才上升空间很小，很多社会矛盾说明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钢副教授指出：正因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一切优越之处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党的存在，那么就要预防政党主体性的丧失或被削弱。当党不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再始终保持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参与博弈，那么国家制度的所有优越性都将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回忆上次跟着胡老师写《人间正道》的时候，王绍光老师说，我们讲“三个代表”，不能搞成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完善制度的时候，要避免党丧失发展经济、为人民服务和塑造信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