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编者按：

　　9月5日，本报刊发了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的《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之比较》（上）。今天我们发表该文的下篇，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以飨读者。

　　五、“选”与“举”： 中美选举制度差异

　　中美两国都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有同有异。

　　理论上，美国许多非法移民还没有公民权，他们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的奴隶。中国一些学者盲目炒作西方政治学中的“公民”概念，是因为未能理解西方的“国民”和“公民”概念史。在西方，所以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是因为西方社会内部始终存在一个隐蔽的“殖民地”地带，也即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例如美欧的海外领地、黑人和非法移民等。这个问题要是摆在国籍法的历史下看就会很清楚。英美的国籍法长期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不是所有的国民都是公民，只有公民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所以频繁存在争取公民权的运动。

　　而新中国的国籍实践和《国籍法》，国民和公民的概念是互用的，根本不存在国民和公民的区别。国家是人民的，人民怎么还会分三六九等呢？怎么还有过去英国国籍法说的臣民呢？所以，中国民主政治的土壤与美英不一样。

　　由此观之，就选举而言，美国民主政治还没有在其所有国民中做到一人一票，不断存在扩容的压力，因为一些人只是国民而不是公民。这与西方的政治史有关，西方政治史中始终存在一个内外关系紧张，其政治史经常假设只有文明的西方人才配拥有政治权利。

　　同时，看美国的选举制度，要将选和举分开看。大家看到更多的是海选，或者媒体刻意为大家展示的热闹的海选，但“海选”只是表面，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

　　美国是个重精英的差序社会，美国也重视笼络和收买人才，这点必须要承认。美国的选举给人感觉是全民持股，每个人都有投票权，人人都很重要，人人也都不很重要，真的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一个普通的小股民根本是没有能力左右董事会的。相反，分散的小股民却极容易被操纵。

　　选举关键在“举”，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少数人操纵的，真正到后面全国性大选的时候，选民只能在两个中选一个了。美国投票率下降，体现了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恶和疲劳。

　　此外，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不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根本沾不上边，而是直接举出来的，如关键的政务官、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的。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美国民主政治教科书和外人常以为美国政治系统很开放，其实那是表面，美国政治系统其实也有很封闭的一面，核心职位不对圈外人开放，常常是落后的家族制与世袭制。

　　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都有竞争性的特点。中国人理解的选举，是不论出身，将出类拔萃者层层选拔出来，担任合适的岗位，个中强调的是“竞德竞能”，“德”是为人民服务，“能”是有胜任岗位的能力；美国的选举强调“竞钱竞德竞能”，钱不用说了，“德”是符合大资本家的统治，所以美国第一流私立大学培养的学生格外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中国选举制度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选拔。中国官员任职有年龄限制，美国官员任职没有年龄限制，最近提名任命的驻华大使鲍卡斯，我一看他年龄，按照中国选举的开放标准，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做大使了。年龄限制是个硬杠杠，保持了人才体系的活力和开放性，为他人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选举制度与传统社会选贤任能的科举制有一定的连续性。所以，晚清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制视为最民主的制度，并不为奇。丁韪良生活的时代，正是美国政党分肥最明目张胆的时期。

　　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学回去以后搞无序选举，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也就是西式民主进口以后给当地带来灾难。西方对外的民主教科书把是否海选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主观上也误导其他国家政治“精英”。中国大陆的聪明和智慧，恰恰在于看穿了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坚决拒绝这种乱选。按照中国选举制度标准，那一套恰恰违背治国理政的基本政治常识。

　　六、中美民主政治下的责任

　　（1）公道政府的责任与 私道政府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个说法是误读，美国也是大政府、强政府。这点从美国政府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就能看出来，这么大的开支怎么说它是小政府呢？美国政府广义上讲是一分为多，表面上看政府很小，但是隐蔽在后面的政府很大，经常是强势政府。

　　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政府权力之高大一直居高不下。但美国也是一个找不到人负责的国度，老百姓关键时候找不到当家的，两党政治轮流执政可以将责任推卸，官员辞职很频繁，扔下一个烂摊子走人。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把一个小国搞乱了以后撒手走人的例子也很多。这是两党轮流执政导致的责任自动豁免机制。金融危机后人们找不到负责的人。美国枪击案事件中人们也找不到责任人，人们只能将矛头转移去怨枪支协会，老百姓有冤无处申。你可以说这是其政治设计巧妙的地方，但也可以说是其政治设计欺骗性的地方。

　　而在中国，有事找政府，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无人负责、互相推诿的现象，但不管怎样，政府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很强。美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最近冒出一个词叫“回应性政府”，国内也借过来了。要说“回应性政府”，中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天职，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造这个词来概述政府，所以真正的回应性政府在中国。

　　因此，责任观的不同，导致政府和人民一个是“鱼水关系”，一个是“油水关系”。

　　“找政府”、“找公家”，是中国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典型思维方式。这与中国政府是公道政府有关。中国一旦出现枪击案，老百姓首先埋怨执法不力，守土不尽责，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美国不会怪警察，但会推卸给枪支协会。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设想有一天，老百姓什么事都不找政府、不找公家了，那时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的老百姓会怎么样？至少我觉得那是冷冰冰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也分不开。个人、社会、政党、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是个命运共同体，用俗话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这使得中国政府一直在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政府这种责任意识在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的。而美国斩得断、理得清，所谓“是上帝的给上帝，是政府的给政府”，人民对政府也没有太多感情。

　　比如，卡特琳娜飓风来的时候，美国的官员却跑去度假了，这要在中国，绝对会被就地免职；而当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在利益博弈中走向难产时，中国政府却持续在做访贫问苦、公共政策托底、社会救助、促进就业的工作——在中国，这不需要博弈，这是政府的天职，也是执政党的天职。

　　（2）追责制度与责任的隔代转移

　　美国当然也有追责制度。但在美国谈论责任追究时，经常会出现一种怪象：在你要责怪民主党的时候，执政的是共和党，在你责怪共和党的时候，执政的是民主党。美国的这种责任自动豁免或者隔代转移的制度设计很巧妙，也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代价向后代的累积。我们看其债务危机，实际上也是这个逻辑的结果。

　　有人说，美国政治设计中这么多巧妙的治理“智慧”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我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学呢？它的移花接木玩魔术似的欺骗性，我们是不是要学呢？我觉得不能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讲的是“正”和“公”两个字，政不正，政不公，很危险。我们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学这些东西欺骗人民，偏离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老百姓都很聪明精明，一眼就能看穿美国政治设计的欺骗性：“别和我来虚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老百姓生活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中国老百姓可能早就造这个制度的反了。

　　责任上的差异，也导致中美对腐败和反腐败理解的不同。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都规定卖淫贩毒合法化了，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卖淫贩毒罪呢？腐败也一样，如果一些腐败行为合法了，怎么可能有腐败和反腐败呢？美国的“旋转门”政治和“内举”制度将腐败隐性地合法化了，许多腐败都符合法律程序。

　　七、民主政治下的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任何民主制度都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也产生好民主与坏民主。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

　　中国民主政治下的决策表现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在协商包容中集中；在美国，执政者可以不听取也没有必要听取不同意见，只听不取的现象很多，两党政纲政策不一，使其更难包容异见，经常排斥异见。中国是在包容、扩容中求统一，美国是在对立对抗中求统一。两党政治的现实会将不同意见放大，并且通过放大不同意见来强化身份和阵营，只有走极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

　　这很容易强化社会对抗。美国两党在20世纪一度都在向中间政策靠拢，以克服对抗式决策的弊端，但现在对抗性现象又出现了，这就是当今美国的政治僵局，以致美国一些人开始讨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对立思维或者两党制下逻辑上是最不能包容不同意见的，一党制下特别是公道政党和政府下更能够包容、相容、扩容。

　　迷信西式民主的人认为中国民主政治没有纠错机制，这也是误解。协商、信访、集体学习、巡视、调研、到群众中去等，都是保证中国民主政治下科学决策的制度性依据。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国式的纵向民主”。比较下来，倒是美国民主政治下的纠错机制经常失灵，美国政府和国会要纠华尔街的错就做不到。

　　八、民主政治与外交

　　国内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同，导致中美两国外交逻辑的不同。西方有股理论认为西式民主制度不对外战争，这理论连他们自己都越来越不信；还有种理论说美国民主制使其更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主制不遵守规则。这在逻辑和经验上都站不住脚。按照中国民主政治标准来比较，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设计更容易导致对外专制性干涉和战争，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和平发展的民主政治。这个问题怎么比较？其实看看核心指标“对外专制性干涉”就清楚了。

　　中国在其现代化道路中没有加害于人，美国在其现代化道路中加害于人地方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不会有来自外部的思想和精神负担，而美国衰落必定产生很大的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包袱。外交道路的不同，根子在国内民主制度的差异。

　　美国民主制度纵容对外干涉，这与其民主政治寄生的国际经济基础、选举制度、政治系统的封闭、二元对立思维、利益集团政治、责任豁免机制、私道政府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式民主政治更守国际规则吗？不妨看看小布什对国际法的态度，他有句名言：“国际法？我得打电话叫下我的律师……我不知道你说的国际法是什么意思？”美国在外交中另起炉灶，破坏国际规则再立国际规则是出了名的。

　　而面对美国债务违约问题，美国有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尼尔·弗古森，说自大萧条以来美国就一直没有违约过。不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被其蒙蔽了。其实，稍微熟悉国际经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1971年美国停止各国用美元兑黄金的举措，本身就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违约和不守规则事件之一。

　　美国国内法中有个著名的“后法优先”原则，也即美国签署的任何国际条约都可以被美国后立的国内法所否决，尽管美国宪法规定国际法应该在国内自动适用。

　　让人诧异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媒体恶意炒作“中国不守规则论”，却没有去讲到底是谁在不守规则。美国民主政治在外交上的不民主和不遵守国际法，在这次克里米亚问题上被普京抓住了辫子，所以美国不敢拿国际法对俄罗斯说事，只能失语。

　　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周恩来说过，中国人讲和平共处，不对外侵略和搞殖民，根子在于被国内制度限制住了；邓小平说，“中国人说话算话”；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国际上反复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习近平在欧洲访问的时候说，中国人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是这么做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加害别人，根本原因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和平属性。所以对比两种民主政治不仅要在国内政治中比，也要在外交行为上比，这样优劣利弊会更清楚。

　　结语

　　民主政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

　　本文主要用生活中的政治语言比较了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美国式民主政治。我认为比较的起点和标准，是不能在别人政治话语体系下讲自己，而应努力做到在自己政治话语体系下，将别人转化过来讲别人；比较的方式是平等基础上既有察同，也有比异；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民主政治道路的价值；比较更不是为了输出自己的民主政治，西方人把输出民主和干涉他国打扮成一种天定责任，而中国人历来将不干预视为一种政治美德，输出民主政治的事中国人不能干。

　　民主政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式和工具，人类古已有之。现代人讲民主，古代只追溯到古希腊，近代只追溯到欧美，是不确切的。“民主”这两个字只是个名词而已，就其内容而言，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即有之。我们研究“人”这个问题时，不能因为这个人名字叫“山姆”或“约翰”，就说人的历史是从“山姆”或“约翰”开始的，或者“山姆”和“约翰”就是“人”的唯一样本。人类几大核心文明圈，早期的时候都有对民主政治的求索，这些民主资源构成了第一代民主，即多样多元的民主求索道路。资本主义民主理论充其量也只是第二代民主，这代民主虽非一无是处，但现在问题不小，它在内部出现失灵，对外推销的时候出现滞销，同时一些国家不信它的邪，坚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对其进行反倾销，将其从普世的祭祀神坛上硬推了下来。今天的世界无论是各国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探索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可以称之为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

　　世界上认认真真在搞真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多，中国算一个。许多国家对西式民主已经失望了，美国民主政治本身也正在变得没有理想，除非进行政治改革。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民主道路求索充满着理想、干劲和希望，并收获着成果。为发展和升级民主政治，让民主政治回归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可谓一代代人在接力奋斗，此一努力也让人看到第三代民主政治理论的曙光。

　　本版制图：申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