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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影视剧领域，《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激情燃烧的岁月》、《集结号》……军事题材作品风生水起，佳作迭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批优秀的军队作家把创作精力放到了影视剧的制作上，也正因为这批作家的创作转向，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成果则相对黯淡，特别是军队青年作家创作梯队略显薄弱。
过去我们只有相对纯粹的军旅作家队伍。都梁、兰小龙等作家的加盟，使军旅题材的创作队伍更加壮大。然而细看新近问世的作品，与经典仍然相去甚远。
作家阎连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20岁当兵，在部队26年，所创作的中、短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文学，写军营的生活。“我的军事文学的入门教材是前苏联文学，可几十年过去，我们至今没有超过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更何况，前苏联的军事文学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学境界，也是一种模式的写作。”因此，阎连科曾经下决心一定要尝试写一部军事文学作品，因为他当了多年兵，对军营、对战争有自己的感受，他相信自己的写作，会和整个军事文学有很大的差别。
阎连科的心愿，是很多从军营里走出来的作家的共同心愿。
作家困惑：和平年代如何写战争
和平年代如何创作战争题材的作品，是很多军旅作家的困扰。作家周大新写过《第四等父亲》、《铜戟》等军旅文学作品，体现了当代军人的复杂情怀，但是从事创作近30年，他才推出第一部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预警》。周大新认为，军旅小说有三类，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历史上的战争、边界战争、自卫反击战；一类是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这是难写的，要写出跟同行、前辈不同的作品很难。这也是他不轻易去写的原因；还有一类是写历史上古代军事博弈的小说。这三类小说，周大新都尝试过。“我想军旅小说要发展，与军队的宽容度有关，军队应给作家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对作家来说，要发现新的题材领域、发现新的人物、讲述新的故事。凡是别人讲过的，似曾相识的人物故事，都不应出现在自己作品中。当下军旅题材作品，相似的东西太多。”周大新说，“似曾相识”是创作大忌。在谈到《预警》的创作时，周大新表示，自己一直没写，是因为没找到能让他激动起来的题材。在大家都熟悉的题材领域，他很难写得比别人好。恐怖主义是世界性的问题，人类文明发展到对生命珍视，是巨大进步。恐怖主义是让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付出代价，这是人性的倒退，应该成为作家关注的领域。
早在1982年，朱秀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就被外文局翻译成英文版《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国外出版。军事题材被翻译出去的不多，朱秀海认为原因主要还是创作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我是部队作家，就要宣扬爱国主义。军旅文学拥有一定的读者群，且比较集中。”
从创作心态来讲，朱秀海觉得外部变化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内心。“可能我比较闭塞，从我开始写作，就没怎么受环境影响，也不应该有太多影响。你就是一个军旅作家，你在感受你的生活，在写你所理解的生活，通过军事文学这个渠道反映你对世界的认知。而且从年轻时到现在，不仅是我，一大批军旅作家内心并没发生太大变化。”
影视剧热映，作家面临看不见的诱惑
评论家朱向前认为，在目前的军旅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创作偏弱。很多成熟的作家，如朱苏进、朱秀海、周大新、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等，都去写长篇了，而长篇背后的推手是改编电视剧的诱惑。朱向前说：“影视剧改编对作家是双刃剑。”小说创作是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创作的重要基础，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从事电视剧编剧，与小说创作渐行渐远。从正面来说，优秀的军旅作家从事影视剧创作提升了中国影视剧的品质，作家也名利双收，然而这一转变却对作家有着看不见的腐蚀作用，潜在影响了文学的推进。
评论家汪守德表示，尽管没有大红大紫的作品，但现在的军事题材作品总体质量还不错，很多作品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歌兑的《坼裂》、乔信明、于玲的《掩不住的阳光》、李燕子的《咆哮的鸭绿江》、李亚的《流芳记》、张慧敏的《回家》、王凯的《全金属青春》等，再比如，前几年热播的连续剧《亮剑》，虽然这是一部影视作品带动文学作品的典型，但这的确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对于很多文学作家的“改行”，他说，“很多作家写剧本，这是时代的选择，我们不能说不好，更不能说不让人家写，如果单从文学角度看，会有些遗憾，但能促进影视的发展，这对国家整个文艺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出版《雪白血红》之后，作家张正隆沉寂20多年，先后出版了《雪冷血热》、《一将难求》和《英雄城》。对于军事题材影视剧的火热，张正隆也非常关注。他认为，古今中外名著中很多是军事文学，就是因为战争是典型的环境，把人的人性和兽性推向极致。中国有丰富的军事文学题材，军事文学创作势头也越来越好。
军事题材如何才能突破
作家柳建伟近几年一直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他曾经有一个大的多卷本的《静静的顿河》式的小说构思，十五六年前就开始构思，直到写了十几年包括《时代三部曲》在内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柳建伟依然沉着气不动笔。他想再沉淀一段时间。“我们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富矿，我们现在的文学作品所达到高度，和这座富矿的含金量比，有很大距离，十几年前我有这种感觉，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柳建伟谈到，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提升。军旅文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对个体的关注，二是对时代的关注，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文学应该关注的两个事情。
作家徐贵祥认为，战争是一种文化，每个作家对文化的接收不尽相同，一是接收量不等，二是接收的层面不同，三是反馈的多少不同，就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反射出去的效果不同。侧重点不同，消化的程度不同，创作出的作品肯定也有很大不同。“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争，都需要从战争文化的领域里面汲取营养。”徐贵祥认为，写小说要靠实力，小说最好的形式是没有形式。小说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大，怎么把人物写透，需要大量的工作。
战争的非虚构性无疑会带给读者更为震撼的感受。无论是在《朝鲜战争》、《长征》中，还是在《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中，作家王树增在探询历史真相、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在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他所看重的，不是介绍历史知识或揭秘什么历史真相，而是去发掘在极端的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以及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人的意义。“我觉得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助于读者认知本民族的文化、经历和民族心理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愿意努力写下去。”
在写作《朝鲜战争》时，王树增就有一个观点：“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我大量的笔触是写最普通的人。”写完《朝鲜战争》之后，王树增又写了《解放战争》，他在其中写了大量士兵，每一个都必须有出处。他说：“我写了很多农民跟着解放军作战，他们是哪个村的必须是真实的。这些普通的人，我无论如何查不到人名，但他们给了我精神上的滋养。当我用文学的笔调，把这些普通人的命运和民族大命运联系在一起时，书就生动起来了。”
1999年，过完70岁生日，彭荆风对女儿彭鸽子说：“云南和西南地区有几件重大历史事件，只有我了解得翔实。我要趁着精力还好，把掌握的素材写出来。年纪再大些，怕是记忆衰退写不动了。”
在他的写作计划中，《解放大西南》排在了第一位。20岁时，作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士，彭荆风参与了这场消灭了近100万敌人的战争。彭荆风之所以考虑这部作品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多年来，他从没停止过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也因为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他还没有看到一部此类题材像样的作品。
写作时，彭荆风依然按照自己的习惯，重走作品中所涉及的战地。他说：“材料不是问题，关键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含糊。那一天是刮风还是下雨，都要查清楚，有时候一个番号要查一天时间。”
彭荆风说，他要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读者，战争容不得虚构。《解放大西南》改了10稿，后来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而现在彭荆风手里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苦战缅印》，已经是第六稿了。他说，纪实文学既要保持纪实性又要富于文学性，比较难把握。事件本身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文字去表达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