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说谎，事实不会

　　13年，4000多次太阳东升西落，人世间足以旧貌新颜。但如果这样的时间全部用来孤身躲避、逃亡、藏身野外，其间之滋味，恐怕“历尽艰辛”、“饱经磨难”等词语都难以完全描述。但这就是已于2000年去世的山东老人刘连仁经历的故事。

　　从1945年到1958年，这位被日军掳去的劳工，在日本北海道的山林里当了13年的“野人”——凿洞而居，觅食山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13年的逃亡岁月里，4名同伴先后被抓走，只有他活到了最后。在山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他，在幸运地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被日军掳走时还未出生的孩子已经成了少年。

　　刘连仁无疑是幸运的。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有6000多名中国劳工长眠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再未见过亲人的模样。

　　一个人生下来会被遗传很多东西，但不会遗传记忆。因此，人类的记忆才需要“载体”——书本、档案、化石、文物、历史的亲历者等等，用客观的实际来抵抗时间的侵蚀。如果没有这些载体，在时间的流逝里，人们的记忆可能会消逝，后来人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而侵华档案与幸存的劳工，就是用来帮助我们铭记那段非人历史的“记忆载体”。一个是侵略者的档案记录，一个是亲历历史的受害者，两者结合起来，历史的定论早已形成。

　　一个人可以害怕过去、粉饰过去、否认过去，因为人的心理机制总有种“选择性遗忘”和“选择性承认”，希望可以趋利避害地将不好的事情从心中抹去，或者掩盖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或者用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

　　但一个国家不可以这样，希望成为“有作为的大国”的国家尤其不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勇气，不在于其历史是否辉煌、现实功绩是否彪炳，而在于是否能直面自己的罪恶与疮疤。承认罪恶需要勇气，对人如此，对国家亦是如此。

　　而作为受害国，铭记这些罪恶，纪念苦难的历史，也并非简单为了指责、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把曾经的苦难化为经验教训、化为力量，更好地前行。

　　日本的“耻感”文化心理使他们不愿直面历史，日本的右翼政客更是为了政治利益否认历史。

　　敢于直面罪恶历史的民族迎来的是世界的尊敬，总在掩盖与否认的人却终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因为，人会说谎，事实却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