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与扔书

　　少年时家穷，没有几本书。第一次见到那样多的书，而且是藏在有玻璃门的书柜里，是我到一个同学家里，他父亲是当时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周游。那时，真的很羡慕。渴望坐拥书城，是少年的梦想，也是那时的虚荣。

　　第一次买的像样点儿的书，一本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编选的《李白诗选》，一本是冯至编选的《杜甫诗选》，一本是游国恩编选的《陆游诗选》，一本是胡云翼编选的《宋词选》。定价分别是1元5分，7角5分，8角，1元3角。现在看价钱不贵，当时对于我已属奢侈，是偷得家里一张5元钱的票子买下的，为此屁股挨了一顿父亲的鞋底子。

　　那时，我读初二。那时，家里没有书架，更不用说书柜，是父亲和弟弟动手，用烧红的火筷子穿透两根竹竿，再搭上一块木板，权且当书架。只有一层，前后可以放两排书，书架下面，是我家的米缸。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都有了。

　　从北大荒插队回北京当老师，第一个月的工资，我买了一个书架，花了22元，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半。这是我的第一个书架。如果说我真有什么藏书的话，是后来花了20元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是旧书。之所以书架和这些书的价钱记得那样清楚，是因为它们毕竟都属于第一次。虽然屡次搬家丢弃了很多东西，它们却一直如影相随，还跟在我的身边。

　　我不是藏书家，对藏书没有任何奢望。我只是一个作者兼读者。买书，便成为生活中如买菜一样经常的事情。随着日子和年龄一起的积累，家里的书越发其多，不胜其累，清理旧书便迫在眉睫。我发现不少书其实真的是没用，既没有收藏价值，也没有阅读价值，有些根本连翻都没翻过，只是平添了日子落上的灰尘。便想起曾经看过的田汉话剧《丽人行》，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丽人和一商人同居，开始时，家中的书架上，商人投其所好摆满的都是琳琅满目的书籍，但到了后来，书架上摆满的就都是丽人形形色色的高跟鞋了。心里不禁嘲笑自己，和那丽人何其相似，不少书不过也是充当了摆设而已。藏书而不读，藏书便没有什么价值。于是，便开始了一次次处理掉那些无用的书或自己根本不看的书，然后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扔掉。

　　我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藏书的过程，就是不断扔书的过程。藏书和扔书并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书买来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正经的读书人（刨去藏书家），应该是书越看越少，越看越薄才是。再多的书中，能够让你想翻第二遍的，就如同能够让你想见第二遍的好女人一样的少。想明白了这一点，贴满两面墙的书柜里，填鸭一般塞满的那些书，有枣一棍子没枣一棒子买来的那些书，不是你的六宫粉黛，不是你的列阵将士，不是你的秘笈珍宝，是真真用不了那么多的。在扔书的过程中，我这样劝解自己：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你不是在丢弃多年的老友和发小儿，也不是抛下结发的老妻或新欢，你只是摈弃那些虚张声势的无用之别名，和以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虚妄和虚荣，以及名利之间以文字涂饰的文绉绉的欲望。

　　对于我，这些年，扔掉的书，比现存的藏书，肯定要多。尽管这样，幸存的书依然占有我家整整10个书柜。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坚决扔掉那些可有可无的书。只有扔掉书之后，方才能够水落石出一般彰显出藏书的价值和意义。一次次淘汰之后，剩下的那些书，才可以称之为是藏书，它们与我不离不弃，显示了它们对于我的作用，是其他书无可取代的；我对它们形影不离，说明了我对它们的感情，是长期日子中相互依存和彼此镜鉴的结果。这样的书，便如同由日子磨出的足下老茧，不是装点在面孔上的美人痣，为的不是好看，而是走路时有用。

　　我心中存留的藏书，大概有一个书目：《鲁迅全集》，包括后来买的《鲁迅书信集》，《孙犁文集》，《契诃夫文集》，《泰戈尔文集》，《史记》，《诗经》，《楚辞》，《唐诗选》，《宋诗选》。还有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诸如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上下两卷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等一批外国文学名著。那是我文学的启蒙和写作的老师。此外，我会留下最近这些年新买的而且一直放在床头带在身边的钱仲联编注的陆游的《剑南诗稿》八卷，浦起龙编注的《读杜心解》两卷，以及当代为数不多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中外作家学者的代表新著。我想，这些足够我晚年翻阅的了。

　　当然，《李白诗选》、《杜甫诗选》、《陆游诗选》、《宋词选》那4本书，会在我的保存书目之列，因为那是我的少年藏书，而且，跟着我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北京，风雪中的颠簸，已经有50多年。它们已经很破旧了。如果说藏书，它们才真正是我的藏书，或者有资格说是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