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的人

　　要说谁对我学习书法影响大，第一个便是我的父亲。他带我去美术馆、博物馆和朵云轩看展览，去福州路古籍书店与营业员说“暗语”，买几本藏在柜台下面的古代碑帖或民国柯罗版画册。我从上海到贵州之后，他仍在上海一本本地为我购买《中国历代书法墨迹大观》寄给我。后来凡是我寄给他的参展作品集，他都保存着，常常拿给亲戚、邻居看。

　　接着要说李福眠先生。1972年我中学毕业进入上海重型机器厂做工人，与李福眠先生同一车间同一工段同一小组。李福眠热衷于写颜字，看我喜欢画油画、画速写，便对我多有关照。不知怎的他想到拜师了，经人介绍带我一起去见韩天衡先生，韩先生又为我们写了介绍信给徐伯清先生。1974年，李福眠在前，我跟在后面，一起进入了徐老师在皋兰路27号的家中。

　　徐伯清老师肯定是对我学习书法影响最大的人。影响之一是养成了我刻苦练习的习惯。徐老师布置作业几近残酷，每天不写五六小时是完不成的。他要我们相信只有功夫是绝对的。影响之二是对传统经典的敬畏。徐老师的眼力是很厉害的，曾批评当时写草书的名家其实写的并不是真正的草书。他家中悬挂的是董其昌、恽南田、吴湖帆等人真迹，让我们在起步之初就免受庸俗之害。影响之三是老师对学生的无私付出。徐老师先后教我写隶、草、楷书，几乎每次亲自动手写作品，既是示范，也让我们带走做范本。徐老师教学生不收钱物，还倒过来请学生吃饭，给学生的孩子送礼物。这些影响对我来说终生受益。

　　姜澄清老师是我在贵州大学求学时的老师，教我们写作课。姜老师对传统艺术（包括书法）有广泛的了解和独特的认识，在80年代初就写出了那篇“书法是什么性质艺术”的文章，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姜老师对我的影响是让我逐步开始了自主思考。从徐老师时的“被训练”过渡到姜老师时的“被启发”是个大变化。姜老师在省文史馆开办书法学校，聘我去任教，这是我当老师的开始。姜老师对我的影响已持续了30多年。

　　还有一位在我内心感怀不尽的老先生，他是当时贵州省博物馆的名誉馆长、省书协名誉主席陈恒安先生。陈老先生在他的寓所里一次次地接待我，与我谈文史，谈书法，谈人生。在他的一再鼓励下，我第一次有了书法自信。

　　鲍贤伦，1955年出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曾任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是当今隶书创作探索领域的代表人物。